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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前的中国儿童电影理论分析 　　1895年世界电影诞生于法国巴黎，十年后中国电影诞生于北京。与之相比，中国儿童电影的诞生则要晚一些。张之路在《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中说：“1922年到1949年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的孕育和萌芽时期。它的准备和引领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电影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共拍摄了23部少年儿童影片。……我国的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拍摄的《定军山》，而第一部儿童电影短片是1922年杜宇先生编导的《顽童》。第一部长儿童故事片是1923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而对儿童电影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则出现得更晚一些。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电影的史前时期(1896-1904)和萌芽时期(1905-1921)，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批评，但在中国无声片的探索和发展时期，即1921年至1932年间，中国不仅产生了电影批评，而且形成了中国电影批评的第一个传统--伦理批评模式。根据对1949年前的对儿童电影理论与批评史料的检索，笔者发现较早出现儿童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时间也基本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兴起于30年代和40年代，其数量较少，但也基本反映出当时理论批评家们对儿童电影的理解。因此，本文的论述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1921年至1949年。 　　作为一种进入中国的新兴事物--电影，一开始便被中国的有识之士认作是教育和改良的利器。在此之前，梁启超为了开启民智，大力提倡小说，将小说之地位提升到与传统之诗文一样的地位。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之所以对小说寄予如此厚望，是因为小说较其他中国古典文学文体--诗、文、赋等，更加通俗易懂，更容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然而，随着电影的产生和传入中国，电影所具备的通俗易懂的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因为普通民众阅读小说毕竟还需要识字，而观看电影却不需要识字。同时，电影本身丰富多彩的视听语言，会直接打动和吸引观众。因此，当电影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普及开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敏锐地发现了电影的这个优势，除了让电影承担娱乐、认知的作用外，还要让其承担教育的重任。例如，“1912年1月，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电全国，要求各省都督办社会教育。在发往各省的电文中称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亦要求宣讲时辅佐有益之活动画影画以收成效。”同理，当时的理论与批评家们认为，面对儿童的电影更需要具备教育性。因此，当时有很多理论与批评家主要从儿童电影和儿童教育的角度来阐发彼此的关系。 　　一、儿童电影与儿童的教育和成长 　　在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史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件。“1932年7月8日，郭有守以恩师蔡元培为旗帜，和第三国际红色间谍陈翰笙联手，联络蔡元培门生故旧、国府高官、大学校长、著名影人共计90人联名发起并在南京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蔡元培担任主席，他在成立大会上所作《开会词》，强调电影与儿童的关系……这个《开会词》当年便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思想体系的纲领，是中国儿童电影思想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受此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儿童电影理论与批评界的一个主要话题便是“儿童电影”与“儿童教育”，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儿童电影”概念的提出和普及，明确区分了“成人本位的电影”和“儿童本位的电影” 　　受到“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郭有守的《开会词》的影响，“儿童电影”的概念较为频繁地出现于1935年及以后。徐公美在《谈儿童电影》一文中较早地提出了“儿童电影”这一概念，他认为要想更好地利用“儿童电影”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要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举措，消极方面在于：一、请教育行政最高机关，通令全国各电影院，绝对禁止儿童观览成人本位的影片。二、请国民政府立法院修改电影检查法，增加关于儿童观览之限制条例。而积极方面在于：一、请各电影院举行“儿童电影日”，特为他们规定映放的时间。二、由国家筹款拟制儿童本位的影片，更于各地创办儿童电影院。 　　同时，徐公美在上述提及的文章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为“成人本位的影片”，二为“儿童本位的影片”，并且明确地区分了它们之间的不同。而“儿童本位”的概念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最早由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有关“儿童本位”观念的理论表述，后来被简洁地概括为“儿童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是“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化了的理论表述和用语。 这一理论传入中国后，首先在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紧接着又在儿童文学领域广泛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又影响到中国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