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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姚谦，旋律诗人 　　姚谦用歌词描写了一个很漫长的时代，那个时代相信爱情，也被爱情伤害。 　　从《鲁冰花》到《电台情歌》，再到《我愿意》和《最熟悉的陌生人》等，张小燕口中那位“最懂女人心的词作者”姚谦似乎一直在用他内心的情感描写出华语流行音乐的“情歌腔调”，而这个腔调也逐渐成为一种“音乐标签”。那种情感方式，替代了陈家丽、丁晓雯、李子恒、陈大力、陈乐融在七八十年代笔下的浪漫、青春与励志，“小虎队”的成员苏有朋曾在多年后感慨道：“现在也不会有人要听我们那时的歌了，现在的人很难再相信那些‘励志’的东西了。” 　　姚谦的歌词悲情，却也写实，他描写感伤，却也恰好折射出时代的痛与乐，从“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到“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不舍得这样放弃”，精准地描写出当代爱情的只言片语。他创作过上百首流行作品，颇具“爱情哲学”意味的歌词中也带有朗朗上口的韵律，于是，他也被人称作“伯乐”，与他合作过的歌手几乎都会上榜。 　　姚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台湾流行乐坛，那时的他刚刚从昆山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毕业，然而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规划成为美术设计师，辗转多年后，他辞去汽车展示员的工作在家看了半年电影，最终来到了一家名叫海丽的小型唱片公司。企宣是他最初的工作，写宣传稿、整理歌词，他发现自己似乎很乐意与文字打交道。在负责杨海薇的专辑文案时，他用席慕容的诗歌《无怨的青春》命名专辑，使专辑热销。不久，他跳槽到了楼上的点将唱片公司，负责带的第一个艺人就是刚刚一炮而红的张清芳，那会儿正是台湾流行音乐的鼎盛时期，姚谦很自然地从宣传人员过渡成为写词人，在童安格为江淑娜谱了一个专辑的曲子后，姚谦终于得到机会，写出了那首《今生最痛的歌》。 　　写《我愿意》时，姚谦还不认识王菲，王菲还叫王靖雯，姚谦只听说那姑娘个性很强，却也不见踪影，听别人说是回北京谈恋爱去了，碰巧姚谦在去香港的飞机上看到一本八卦杂志，娱记拍到王菲在北京的胡同厕所里倒夜壶，姚谦忽然想到一位成名的女歌手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马上写出了第一句歌词：“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直到录音完成后，姚谦才在新加坡的颁奖典礼上见到王菲，姚谦称她“敏感，不张扬”。1992年，《我愿意》一发售，即成为热播曲目。不多年，姚谦辗转来到了今天索尼唱片的前身，以及百代公司，担任华语部总经理，在他的制作下，李玟、庾澄庆、王力宏、萧亚轩、江美琪、侯湘婷、林忆莲、刘若英、李心洁、江美琪、黄立行、杨千?枚汲晌?流行乐坛举足轻重的歌手。 　　姚谦喜欢收藏100年前的画作，试图在这些视觉变化中解读出一些关于语言和音乐的变迁方式。几年前姚谦在电视节目里声称退休，他暂时放下了歌词的创作，他搬到北京，听到“生态”一下又兴奋起来，成为乐视音乐的高级副总裁，然而他得到的工作不只“音乐产业上游资源整合”，他也尝试着在新环境中找到音乐的更多领域与栖息地。姚谦觉得北京更加自由，不同省份的方言和表达都能给他的中文解读带来新知，他偶尔感觉自己在逃避着台湾的某种生活，也发现了这里的“宿命感”和“虚幻的自由”。 　　他也开始写书，试图用另一种文字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态度，他尝试着回答生活中的奢侈，认为奢侈不再是积累各种物品，而是表现在能够自由支配时间，回避他人、塞车和拥挤上。独处，断绝联系，拔掉所有插头，回归现实，体验生活，重返自我，返璞归真，自我设计。在《脚趾上的星光》中，他描写了青年画家井山与歌手音偶然邂逅，居住台北、北京两地的一对情侣的双城爱情，并用20余封情书的方式展现一段爱与世界的变迁。尽管姚谦已经不再写情歌，但是他仍在小说中这样写道：爱情在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的时候特别强烈，相爱并非为了排除寂寞，而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对方的寂寞。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是最后一次，你也永远不会在发生时知道，这对你的生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为什么流行歌都唱爱情？” 　　――专访姚谦 　　三联生活周刊：你似乎很专注20世纪初的亚洲西画和西画艺术作品，你认为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对照关系？这对音乐有没有影响？ 　　姚谦：这么说吧，我主要收藏的就是1900年开始的泛亚洲作品，以华人居多，其次是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有收一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亚洲开始接受西方。亚洲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半被迫地开放。因为殖民的关系，亚洲人开始吸纳西方的美术素材，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标准。我觉得美术史是最诚实的历史，比文字诚实，它也是一个共同完成的历史，可以还原出当时更真实的状态和心态，所以我对这个题目是感兴趣的。以前的台湾经济很好，我们买印象派画作，买台湾很红的画家的作品。那时候我有机会看到了大陆的油画和水墨，徐悲鸿的画价码很高，我就收了下来。我拿它和我阅读的文学对照，比如艺术家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