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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对抗抑郁症 　　 　　“请问哪一级的学生？”张继明左手拿着手机，对电话那头的人说，“有没有观察到他自言自语等行为？” 　　听了一会儿对方回答，张继明问，“能带着孩子来咨询中心看看吗？” 　　张继明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在入职北师大前，曾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1月8日上午11时，他接到这个咨询电话。 　　心理问题正困扰着中国部分大学生，甚至会让人深陷泥沼不能自拔。 　　2015年12月30日晚7时58分，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一名大一男生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称“在我确诊（抑郁症）之后，我没有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心理医生没有办法让我信服”。 　　“根据我们的调查，63%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当时患有精神障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在各种精神障碍中，抑郁症是最为主要的病症。 去道德化，去污名化 　　由北师大南门进入，往前走两分钟不到，就是学16楼，该校心理咨询中心就在二楼。周围来来往往人很多，整个二层却很安静。 　　到今天，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已经走过第27个年头――1989年，北师大心理咨询中心挂牌成立，成为第一批建立正式心理咨询机构的高校之一。 　　彼时，增多的高校自杀事件，开始引发国内对大学生心理疾病问题的关注。1982年，北京市海淀区卫生防疫站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1977至1979年级因病休学的312名学生中，神经衰弱和精神病患者占27.2%，33名退学学生中，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和精神病患者占39.4%。不少学者由此呼吁高校“急需加强心理卫生工 作”。 　　由于认识问题和条件所限，这个建议并未引起太大响应，只有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建立了正式心理咨询机构，也有些学校允许老师“凭兴趣爱好和责任心”开展心理咨询工作。 　　那个年代，“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的很容易受到误解和歧视。”一位大学心理咨询师说。 　　大学生尚且如此，普通公众更甚。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傅素芬1988年进入精神专科医院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工作。据她观察，不仅仅是大学生，只要是心理问题到医院问诊的人，都会有“病耻感”――担心被单位知道影响工作，担心被学校知道会被休学或退学。 　　即便到现在，这个问题都依然存在。桂林福利卫生医院主任医师叶庆红团队曾对桂林高校学生抑郁症问题做过一次调查，她也发现了类似问题：“面对同学、舍友，没人会愿意被看成是有心理疾病的人。” 　　2001年至2003年，教育部连续3年发布关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文件名中，曾经的“德育”被替换成“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问题“去道德化”、“去污名化”过程由教育管理部门开启。 　　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更多建立。至2006年底，全国已有92%的高校设立了心理咨询机构，专职人员达到2000名，兼职人员则有1.3万人左右。 第4个咨询室 　　作为专职心理咨询师，张继明针对每一个前来咨询的学生，都会保障与对方的充分交流，“每一个都会聊一个小时，以便充分了解学生的情况。” 　　如今，北师大心理咨询中心共有8名在编咨询师，兼职咨询师15名。两年前，咨询中心还从北京六院聘请了一名退休精神科医生，每周五上午到学校协助评估和咨询。“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学生和心理咨询师比例达到3000比1的学校之一。”北师大心理咨询师申子姣说。 　　这样的咨询力量，每周能接待90名学生。如今，在原有的3个咨询室的基础上，咨询中心又从一个教师办公室隔出第4个咨询室，下个学期投入使用。 　　高校学生的心理疾病，尤其是因抑郁产生严重后果，正引发社会关注。从2000年左右开始，大学新生入学后两个月内都会接受心理普查。 　　北师大目前使用的是症状自评量表和大学生人格问卷 。这是最为广泛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检查量表，分析筛查由张继明和咨询中心的同事完成。普查结果会存档在办公室电脑中，方便具体学生前来心理咨询中心时，随时查阅并跟踪心理变化情况。 　　高校学生的心理疾病，尤其是因抑郁产生严重后果，正引发社会关注。 　　2006年底，北京市团市委和北京市学联共同推出的《首都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的抑郁问题比例为23.66%。 　　叶庆红2010年对桂林高校学生做的那次调查中，数据显示，桂林市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发生率达23.1%，抑郁症发病率为7.4%，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这符合傅素芬的印象。在她看来，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也是各种心理问题的高发年龄。“一般而言，20岁到30岁之间的人群是精神障碍的高发期。” 绕不过去的原生家庭 　　有一个学生曾预约了张继明的心理咨询，张继明明显感到，他正处于很糟糕的状况里。 　　“他成长过程里有蛮多创伤，爸爸妈妈对他有很多高要求，教育方式又是以批评指责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