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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灾与河南会战失利无关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 日军的一号作战对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及后来的政治进程影响深远，相当于对抗战中元气大伤的国民政府又来了几记致命重拳，使国民党在政治博弈和抵抗美国压力方面的能力大大被削弱。 　　“河南会战五万中国军队被农民缴械”，“六万日军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这是一个经常打着“以史为鉴”旗号被广为流传的段子。 　　附着在这些段子之上的结论通常是：“由于中国政府在灾荒中把农民抛弃，丧失人心，农民也抛弃了政府，站到了日军―方。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1944年发起豫湘桂会战，由于腐败和丧失人心，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一败涂地”。 　　这些说法和结论的始作俑者及鼓吹者是自修德、谢伟思等人。 　　不幸的是，这种说法与结论缺乏政治、军事常识，亦与事实不符。豫湘桂会战，中国军队的确作战失利，但它绝不是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发起的一场战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毛泽东也深感意外，他认为即便苏军进入东北作战，对日战争还得打至少一年。“强弩之末”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判断。 　　豫湘桂会战，日本总计动员军队51万人、1500门大炮、794辆坦克、10万匹马、1.5万辆汽车，为日本有史以来（非抗战以来）最大规模作战行动，超过日俄战争和武汉会战，所以日本命名为“一号作战”。 　　日军为了这次大赌博，可谓砸锅卖铁，不但调往南洋和东北的兵力叫停，还从关东军抽调27师团、军直部队以及大批后勤部队入关作战，并从国内动员大量补充兵充实一线兵团。 　　整个抗战中，少得可冷的美援主要用在了远征军和印缅战场，掌握美援的史迪威拒绝支持中国战场，中国国内军队获得美援换装，是在“一号作战”以后的事。 　　这次作战，日军面对的是一个抗战已七年的农业中国，半壁江山和精锐部队已失，政治、军事、经济处于疲竭状态。 罗卓英与史迪威在印度检阅中国军人1942年3月，中国仓促组建远征军，司令为罗卓英上将。为打通抗战“生命线”，也为获得美国军援，中国必须配合盟国对印缅作战。 　　中国军队的困苦状况 　　比如说第三战区，浙赣会战的1942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部队已属“精锐”之师，但他也头疼不已。据第三战区辖下的第105师组建师“精锐”先锋营的报告全营共443人，每个步兵连100人有步枪50支，全营有轻机枪18挺、重机枪4挺、追击炮2门，这已经是全师最精锐部队，其他部队装备状况更为可怜。 　　经过抗战将近5年的消耗，中国军队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一个师满编万人，现在普遍只有一半，每师平均所持步枪比抗战初期打了个六折，只有3000支左右，弹药的紧缺自不必说。 　　按照条例，作战士兵每人应该配发100到120发子弹，但顾的士兵如果能带50发已属精锐部队待遇。看着手下有11个军33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不过20万人，要面对日军从东西两头同时发动的进攻（浙赣会战），顾祝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数百万人的厮杀，几千里战线的对峙，军火物资消耗之巨大，即便连工业化国家都难承受，何况一个农业国家。 　　到1942年为止，中国军队已在抗战中损耗了60多万支步枪，而通过自产及进口的步枪数量也是60余万支。看似损耗与补充相抵，但此时兵力从抗战初期的170万扩充到512万，也就是说增加了340万人，步枪却没有增加一支，并且大量的青壮劳力必须转化成非生产性人口。 　　日军士兵上战场，通常人均携弹量是120发，中国军队人若均能携弹20至50发，那已是相当好的弹药供给了。以中央军嫡系的36师为例，1937年7月有4876支步枪，但到了1942年只剩下2420支。而这一年中国只生产了1.4亿发子弹，但消耗量却是2.13亿发，全国储存的弹药只够全军打一次会战。 　　军火装备固然如此，士兵吃饭穿衣也成问题。 　　1941年黄仁宇22岁，那时仅是第14师一名排长而已，即使是嫡系中央军的排长，他也没有布鞋可穿，甚至没有袜子，只能光着脚穿草鞋，长途行军让脚上长出水泡，疼痛钻心。 中国士兵接受西方军事观察员检阅1942年，经过抗战近5年的消耗，中国军队已经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