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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伦理与制度建设 　　不久前，一则“云南抗旱捐款到账仅一成，民政部门派专人催款”的新闻，再次点燃公众对“肉食者”道德品质的不满，也让部分人的仇富心态有如火上浇油。见一叶而论森林，只攻一点不及其余，这是不少人易走入的思维误区。其实，并不是所有富人都为富不仁，也不是所有有钱人都存在“原罪”。最近，湖北“信义兄弟”的故事，就感动了中国：2月10日凌晨，为抢在大雪封路前给已回武汉的民工发工钱，武汉市建筑商孙水林连夜从天津驾车回家，一家5口不幸在车祸中遇难；为替哥哥完成遗愿，弟弟孙东林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33.6万元工钱发到60多名民工手上。 　　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再次带出了关于“财富伦理”的公共话题。按照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财富伦理涉及三方面的价值评判：一是对财富来源的认知，即认为财富是来源于上天的恩赐、社会的给予、他人的帮助，还是个人的奋斗；二是取得财富的手段，是以最有效率、最合理、最公平、最职业的方式来创造财富，还是通过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手段攫取财富；三是财富的应用，是用于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还是回馈社会、捐助穷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确有不少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但更多人是通过合法方式脱颖而出。他们在自身富裕的同时，往往也搞活了一方经济，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为国家贡献税收。人们在享受这些成果与机会的同时，不应受“均贫富”、“吃大户”、“不患贫而患不均”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偏概全，将“先富起来”群体视为公众的敌人。 　　当然，毋庸讳言，比之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富裕阶层的道德水准整体仍相形见绌。据有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企业有捐助记录的只占企业总数的1%，而在西方，这个比例是90%。美国的富豪们会联合起来抵制政府取消遗产税之决策，而中国富豪们处心积虑的却是怎么让财富传之后代，甚至连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了“操心”的行列，不惜耗费公共资源为“富二代”进行“接班”培训。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是新兴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国家，从中外经验看，这种处于转型阶段、起步阶段的社会，价值观相对紊乱，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富裕阶层的财富伦理，不可能超越全社会的伦理水平独自前行。在这方面，舆论也曾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在变革意识形态为私欲正名的同时，片面渲染了对财富的追逐，缺少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良性引导，客观上助长了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物质崇拜和金钱崇拜。 　　其次，中国的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功能不健全，难以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本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离不开企业家个人的资本积累，实现分配相对公平、财富相对分散的客观条件还有所欠缺。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在资本市场成熟、资本的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之后，才出现中产阶级迅速壮大、社会分配趋于公平的局面，由此摆脱资本主义的原始野蛮阶段。 　　再次，中国在鼓励富人行善的制度设计方面不够完善，也不利于操作。虽然税法规定企业的慈善捐赠在利润总额12%以内可扣除所得税的纳税所得额，个人在所得总额30%以内也可扣除，但又规定只能捐给县以上政府，或者是中央有关部门认定的公益机构才能获得这种抵扣。由于政府部门对慈善机构的管理审批严格却监管乏力，导致一方面对慈善机构抵扣资格的认定进程缓慢，迄今只有区区几十家获得认定（美国有一百多万家）；另一方面那些被认定合格的慈善机构因缺乏有效监管而产生腐败丑闻，如希望工程、红十字会等，无疑重挫了企业与个人捐赠的积极性。同时，申请抵扣的手续又过于复杂，耗时长，难于操作，获得批准的慈善机构公信力也未必足够，致使企业与个人的公益捐赠既不方便，又不放心。 　　要改变这种状况，单纯高扬道德批评是无济于事的，财富伦理和制度建设是一币之两面，必须多管齐下，对症下药。舆论也要负起正面引导之责，既扭转一段时期以来片面宣扬“发财光荣”的偏颇，又要避免落入迎合部分人仇富心态的陷阱。要倡导富人像美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心怀感激与敬畏地对待财富，用正当合理的手段创造财富，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财富。制度建设方面，也应大幅简化企业与个人公益捐赠后办理税收抵扣的手续，使之便于操作。鉴于获得税收抵扣资格认定的公益机构数量有限这一现实，不妨鼓励企业和个人直接捐赠于慈善项目，并对这种行为实行类似的税收减免激励。同时，要大力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体系，既像温家宝总理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一样，让更多人拥有财产性收入，又可为分配的公平、财富的分散创造客观条件。 　　在现代社会，资本的集聚固然重要，社会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更重要。这不仅是从效率而言，这样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活力与稳定；更因为从价值而言，只有这样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道标准。要实现执政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固然需要社会全体成员从多方面付出努力，但按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