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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信访维权的道路被堵塞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快速推进，一股前所未有的信访高潮崛地而起。据统计，全国信访量自1992年到2004年连续13年持续上升；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受理信访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人次大关，达到1024万件/人次；2001年、2002年、2004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上升8.7%、2.9%和13.4%。笔者在基层调查走访多年，发现信访制度正面临一个尴尬的困境：一方面，信访的数量日益膨胀，给人的感觉是信访渠道越来越宽敞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信访维权道路却越来越窄，“青天”在很多人的眼里越来越远。 　　“青天”与“冤屈” 　　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似乎有一个形象比法治更重要，那就是“青天”。何谓“青天”？这是对于国家权力的深沉信任以及对权力持有者公正无私的强烈期待。“包青天”这个称谓，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最熟悉和亲切的字眼之一，代表了最高的正义主持者。甚至到现在，如果有某个官员一心为民，惩凶除恶，他就可能获得“青天”的美誉。 　　“青天”作为一种形象呈现出特定的规律，那就是越高级的权力持有者，其“青天”的形象越明朗；层级越低的权力持有者，“青天”形象越模糊，甚至不再是“青天”。用现代话语表述，那就是“中央是恩人，基层是仇人”。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态，也许跟两种因素有关：一是道德的因素。人们认为，只有德行更高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持有更大权力；反过来说，所持有的权力越大，被认为德行越高。二是利益因素。持有的权力越大，与老百姓的日常往来越少，相互间的利益接触点越少，因此在处理矛盾时更可能显得公正。 　　当老百姓觉得自己在基层受了冤屈，他就会选择向“青天”投诉，要求“青天”给予公正处理。古时候，这种向“青天”求助的方式表现为“击登闻鼓”或更直接的“拦路鸣冤”；在现代，则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信访。两者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向更高级别的权力持有者展现自己的冤屈，以求获得拯救。不同的是，古代的“击登闻鼓”或“拦路鸣冤”，一般都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为证明自己的冤屈，当事人需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甚至承受一定的皮肉之苦，通过这种最粗糙的办法，来排除“刁民”的无理取闹。当然，这些自我举证的要求，在现代人尤其是法治主义崇拜者看来是非常野蛮的，简直是对私人权利的亵渎，它意味着受害者为了获得权利救济，必须再一次受害。现代社会显然不允许这种“双重受害”继续存在，它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有罪推定”的表现。 　　今天的信访制度除了一些基本的程序规定外，基本不再给当事人设置什么救济成本。老百姓只要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可以直接向信访部门投诉。通过这种由当事人自己启动的救济方式，桀骜不驯的地方管理者就可能得到相应约束；甚至法院最终判决中的瑕疵也可以得到纠正，从而有效保障了老百姓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 　　按理说，到此为止，我们应该额手相庆，欢呼民权在现代社会的伟大胜利。但事实证明，我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意外的信访结果 　　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信访制度的宗旨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穷尽所有正常救济方式后的最后救济，它应排在各种救济手段之末，并且要有合法正当的信访理由。否则，信访就取代了所有权利救济手段，结果得不偿失。因此，比较合理的信访，一般要在相关案件完结后，或者案件办理过程中确有重大信访事由出现时才能进行。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冤屈的案件，才能进入信访渠道。 　　然而现实情形却相反。以笔者对某市涉及公安的信访案件的调研看，大量尚处于办理过程的案件，以及办理过程中并无重大信访事由的案件，纷纷涌入信访渠道。从信访诉求（按诉求对象分类）看，数量最多的是“要求民警加快处理”，占总量的30.27%，信访人并不在乎案件的处理程序，只希望通过信访给民警施加压力，增加自己的谈判成本。而在信访诉求（按照案件处理过程分类）中，最强烈的诉求是“对案件进程的督促”和“对执法过程不信任”，这两类信访都是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生的，比例高达74.33%。甚至有些案例不报案，而是直接走信访渠道，由上级部门直接下个批文，给基层民警带来很大压力。 　　一般而言，对信访案件的处理，需要一个重新调查处理的过程，能够解决的问题，一般都可以在上级部门的监督下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当前信访高压的态势下；而经过多次信访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据笔者调查，基本上都是些无理诉求。而当前的涉警信访，有超过一半都属于重访，其中一个月内在同一部门就同一问题的重复访，占到总量的8.29%，如此频繁的信访，显然是不太正常的。 　　问题在于，当前的公安执法已越来越规范，将这些提前发生的信访都归咎于民警的执法错误或不规范，显然是不公道的，而且也不符合客观事实。结论只有一个，即信访日益成为当事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无论这些个人私利是表现为“敲诈民警”（笔者亲自接触过这样的案例不下10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