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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第一”的内涵流变及其在学校体育中的现实意义 　　摘 要 通过对不同时代“健康”涵义进行研究，并将“健康第一”的流变进行梳理、归纳。研究发现：“健康第一”的理念在我国不同的时代虽然有变化，但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前青少年体质下降的时期，更是意义非凡，不仅指引着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方向，同时还统领我国体育教学改革的总体方向。 　　关键词 健康 健康第一 流变 学校体育 现实意义 　　一、“健康第一”的流变 　　自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健康一直是人们不变的追求，“健康第一”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着变化。远古及古代的生存条件恶劣，跑得快、跳得远、投得准等这些原始状态的“健康”是生存下来的必备条件；追溯到我国的现代，健康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权利，此时的“健康”主要指生物学意义的健康，也就是身体健康；再到当前社会，物质条件的富足，交通、通讯等条件的便利，健康内涵进一步延伸，相应的，“健康第一”也在发生着变化。 　　1.古代基于生存和长寿需求的“健康第一” 　　“健”的篆体写为“ ”，字意为：一个人的腰身高大魁梧、强健有力。“康”的甲骨文写法为“ ”，造字的本意是：一个人俯下身子拿水桶在井里打水（见《说文解字》）。从古人造字的本意上来讲，当时的“健康”是指人的体型高大、健壮有力。在古代通常把肌肤光滑有弹性、血脉通络畅达、筋骨坚固强壮、心态平和清静、精气通和畅达作为健康的标志（见《吕氏春秋?达郁篇》）。可见，在古代“健康”主要表现在身体魁梧、精神抖擞和体内循环通泰三个方面。 　　远古时代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人类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少食、少水、缺少居住条件、周围猛兽虎视眈眈，唯有具备力量大、跑得快、跳得高、投得远、能攀爬、射得准等条件，才能生存下来。此时的“健康”仅仅停留在生存和生活需要上的、最低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健康。 　　到殷商时期，人们生活中已有“五福”和“六极”的常识，开始有了模糊的健康和长寿意识。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健康意识进一步增强，当时贵族阶层已经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的内容。史料记载：孔子在传教的过程中不但传授射、御两项内容，还开设了登山、远足等科目。“五禽戏”、“导引术”和“吐纳术”等运动项目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健康的一种手段，运动是维系健康的手段也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识，并且运动的强度和运动量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远古时代“健康”就是存活下来，近古时代开始有了健康长寿意识，并有了维持健康的手段，并开始注重运动量和强度。此阶段健康已被看作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事情，此时的“健康第一”只是模糊的意识形态。 　　2.现代人权、人格视域下的“健康第一” 　　在古代，运动已经成为维持、达到健康的一个手段，这些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健康。直到近代，健康的含义才逐渐得以明确，健康不仅是一个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权利。马克思曾提出健康是人权的第一位，并说适龄儿童的全面发展不但要让他们参与生产劳动，还要把智育和体育加入到教育的过程中来。列宁也曾把健康的身体比作为青年一代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条件[1]。可见，健康作为人的权利得到世界的承认，健康作为第一位的意识也深入人心。 　　著名教育家和革命家蔡元培先生提出了青少年要注重健全人格、完全人格的培养[2]，人格的培养是教育的主要任务[3]。他认为养成完美人格，首先是体育的发展，然后才是智育和德育的发展。他曾说健康的思想来自于强健的身体[2]。蔡元培先生认为体育除具有健身功能外，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发展都离不开体育，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蔡元培先生“健康第一”的思想意识已经形成，也是我国教育界“健康第一”理念的首倡者。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我国提出“健康第一”的第一人，他把健康看成教育和生活的出发点，看成是德育和智育形成的基础。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有健康的生活，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健康的人。他把“健康的体魄”作为“生活教育的五目标”的首个目标。他认为身心合一、身体健康是精神健康的基础。在育才学校创办的过程中，他把全校师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提出“健康第一”的口号[4]。他推崇学校教育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智体三育并重，坚持“健康第一”。在《每天四问》中把对身体的进步作为第一问，因为“‘健康第一’，没有身体，一切都完了”[5]！陶行知先生明确地提出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确立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并且，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健康第一”具有较为深远的社会学意义，他所说的“健康”是人民大众的“健康”，而不是古代所谓的上等人或贵族所追求的“健康”。 　　毛泽东同志是我国现代体育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当他看到“民族日趋轻细”[6]的国民体质状况时，疾呼“吾尝…变从民质…”[7]。他明白之所以民族造成“轻细”的“体质”，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