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地武”问题对中缅关系的影响.docVIP

缅甸“民地武”问题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地武”）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克钦冲突引起国际社会对缅甸国内形势的关注，担心“民地武”问题自此走向失控。从根本看，冲突发生的原因是“民地武”与中央政府在地区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难以调解。这种情况对中缅关系，特别是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带来冲击。而近年来随着缅“民主化”进程推进，西方对缅投入增加并有意借“民地武”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使中缅关系面临着更多不确定因素。 　　“民地武”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135个民族。各少数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其中克钦、克伦、掸和孟等族有文字。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缅甸民族冲突长期不断。在1947 年2 月的彬龙会议上，主体民族缅族与主要少数民族签署《彬龙协议》，同意建立统一的缅甸联邦，并赋予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相互平等的权利。然而，自1948 年缅甸独立后，中央政府同各少数民族在对协议的解读和少数民族自治权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爆发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 　　1988年，缅甸军政府“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上台。此后1989年到1996年间，军政府同17个主要民族组织达成了停火协议。但这批停火协议只是双方暂时妥协的产物，并未解决根本问题。 　　从目的来看，军政府推动签署停火协议主要是为了将边远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并非推动真正的民族和解。因此，军政府借口自己是临时政权，无法讨论政治问题，只愿实现停战，却无诚意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而签署停火协定的“民地武”中，实力较强的组织是受到政府抛出的相对优厚条件的吸引，如政府承诺提供发展援助或给予物资援助和商务优惠。实力相对弱小的组织更多是由于不堪政府施压和胁迫而被迫同意停火。另外，“民地武”内部联合失败也加速了停火协定的签署。20世纪90年代初期，克钦独立组织推动“民地武”联合民族民主阵线同政府接触，试图代表所有同政府交战的组织与政府就全国范围的停火协议进行谈判，但阵线很快四分五裂。克钦独立组织被迫独自于1994 年初与政府签订了停火协议，其他几个组织也紧跟克钦签署了协议。 　　在停火基础本就脆弱的情况下，缅政府未能兑现对“民地武”的承诺则加速了问题发酵。军政府确实于1989年制定了边疆地区发展新计划，为地方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援助，但计划更注重道路和桥梁建设而非促使社会经济进步，为地方带来的实质利益有限。“民地武”更担心政府开展硬件项目背后隐藏着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目的。 　　政府2009年提出的“边疆防卫部队”计划更加剧了“民地武”的担忧。该计划的目标是，将停火势力转型为“边疆防卫部队”，并将部分指挥权交给政府。这种做法触及了不少“民地武”的底线。它们认为，武装力量是它们与政府谈判的关键筹码，在实现和平之前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政府的举动极大削弱了这些地方组织的信心。[1] 　　另外，“民地武”还认为自身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议程之外。它们指责政府没有开展政治协商，政治路线图也未能吸纳停火组织和其他民族代表的意见。 　　伴随着矛盾不断积累，2011年克钦独立军提出要政府从缅北的太平江电站附近新占领区域撤退，而政府以确保中国投资的太平江电站安全为由，要求克钦独立军从该地区原有据点撤走。双方互不让步并最终爆发冲突，克钦和政府之间的停火协议被打破。自此，缅北战事一直持续并愈演愈烈。2013年初与克钦武装的冲突中，政府军甚至动用了武装直升机、战斗机及其他重型武器。尽管进入2月以来双方交火逐渐减少，两方代表也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和平谈判，但至今仍未在重建和平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民地武”问题背后 　　的深层次矛盾 　　从表面上看，“民地武”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不信任和武装对峙。但其根本矛盾则在于中央和地方在地区经济收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 　　“民地武”已逐渐意识到，资源产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缅甸，其中85%都是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项目。[2]地方不愿错过发展机遇。同时，资源开采往往伴随社会和环境代价，地方认为分享收益是其应得的补偿。 　　地区资源开发也对中央财政收入至关重要。这导致中央政府不愿放松对资源的控制，难以割舍利益与地方分享对资源和电力产出的控制权和征税权。2008年全民公决通过的《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地区或邦政府对宝石、金银、硬木等资源无控制权，对多数资源无征税权。尽管地区的部分预算来自中央拨款，但宪法并没有明确地方能够从资源开发收益中分得的份额。例如，根据密松项目运营公司计算，中央政府在50年内可从密松项目获得540亿美元利润，却没有出台相关规定将部分利润投资到克钦邦建设中。 　　近年来，地方势力争取经济发展机会的诉求日益强烈，在地区资源收益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