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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员额制：寻找可复制的经验 　　去年7月12日，上海市召开全市司法改革先行试点部署会，成为首个启动司法改革试点的城市，其中一个改革重点任务是实行法官“员额制”，法院人员按比例划分，只有少数能进员额，成为具有审判权的法官。 　　员额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最高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曾提出，此次司法改革最大的特点是触及了体制问题，以往三轮改革主要是工作机制的改革。员额制被认为是此次司法改革中“动奶酪”的核心体制改革。 　　从去年7月首次启动至今，第一批7个试点省份分别推出了各自的员额制改革方案，各省的改革各有特色，进展也不尽相同。今年5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了第二批11个司法改革试点省份，加上第一轮试点省份，总数占到了“半壁江山”。照此进度，可以预期，第三轮试点将可能覆盖全国，这意味着要迅速总结和推广前两批改革的经验。 　　那么，员额制准备好了吗―第一批试点省份是否已经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是否已经在实践中解决了围绕着员额制的种种争议？ 员额的比例之争 　　根据统计，员额制改革前，各地法院具有助理审判员和审判员资格的人员比例普遍占60%～70%，员额制改革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将丧失审判资格，只能在法院中从事审判辅助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到底多少人“出局”？这成了员额制启动初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首先启动改革的上海，确定的员额比例是33%。根据上海方面的官方表述，是“基于上海法官、检察官队伍的现状以及案件审理状况，经过反复测算、认真核算而得出的”。上海公布这个数据后，其他试点省份有所异议。北京一位参与司法改革方案起草的检察官向《南风窗》记者分析道，上海的政法编制有特殊性，一些在北京市按照编外人员聘用的岗位，在上海也属于编制内，因此上海计算员额比例时，基数比较大，如果按照33%的入额比例，北京出局的法官比例将高于上海。 　　对于员额制比例问题，中央并未专门有文件规定上限，但在今年5月22日，最高法院、司法部印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中，明确写道：“尚未开展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法官员额数暂按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计算。”这份文件证实了业界的传闻―“中央规定各地员额制比例不得超过40%”。 　　这个比例到了各个试点省份，还存在一个不同层级法院系统的分配问题。深圳2014年初就启动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当时中央层面上的员额制改革日程尚未出台，深圳改革具有摸索性质。根据深圳市改革的文件，确定市中院法官员额最多不超过政法专项编制的60%，各区法院法官员额最多不超过65%。最终深圳在1906个政法编制中选出了1065名主审法官，比例近56%，还是大幅超过了中央所确定的比例。 　　广东省高院政治部主任周玲接受采访时说，目前做法是将39%的员额比例在全省统筹，粤东西北地区不到30%，珠三角地区则突破39%。不像广东，同样作为第一批试点的海南在省内分配员额比例上差距不大，其中高院和中院（含海口海事法院）法官员额比例为38%，基层法院为40%。吉林的员额制改革尚未全省铺开，但也规定试点中的中院员额比例控制在37%以内，基层法院则为40%以内。 　　不论是省内各地各级法院比例不同，还是比例接近，都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浙江省台州市中院研究室法官王圣杰一直关注员额制改革，他向《南风窗》记者分析道，“在发达地区考虑缩减员额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的是法官的稀缺。所以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和进程要求全国不同的地区”。 　　王圣杰提出一个渐进的员额比例方案，在改革初期不需要对员额比例进行严格的限制，可根据现有法官数量编制序列或作小幅度缩减。原则上不再新任命助理审判员，并且设定法官序列只出不进，随着高龄法官逐步退休或退岗，法官比例自然降低。以目前的法官年龄结构，经过3至5年的消化，法官比例下降10%甚至15%是水到渠成的。 让领导先入员额？ 　　海南是第一批试点省份中员额制推进最迅速的一个。今年1月份，海南将全省法官集中在一起考试，根据考试结果，再结合其他考核标准，从符合资格的1393人中遴选出了1133位员额内的法官。但是根据公布的数据，参加考试的只有1170人，除了30人弃考以外，还有193人未参加考试，全部都是海南各级法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事后海南方面公布的入额法官名单中，他们都直接进入了员额。 　　据海南省高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向《南风窗》记者透露，海南省各级法院院级领导都直接进入了员额。记者几经查询，未发现有公开的相关规定。据这位法官透露，考试成绩只占最终遴选分数的40%，其余60%主要看法官的资历、院党组打分、法官的职务，以及发表文章等指标，其中最为“重头”的是院党组打分和职务。也就是说，担任庭长、副庭长的法官比一般法官具有更多优势。 　　“资历比较老的法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