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侯导的年代，电影没有那么孤独”.docVIP

“想起侯导的年代，电影没有那么孤独” 　　2006年，蔡明亮因不满金马奖评委对《黑眼圈》的批评，宣布退出金马。显然，那一年评审团针对《黑眼圈》的说辞是激怒了蔡明亮的。“评审认为电影不宜过于沉浸在个人风格之中，而是应该要感动人，还要考虑到票房和观众的接受度。”蔡明亮说，自己从不介意事必躬亲三请五请地请观众来看电影，但是电影本身，怎么可以考虑电影之外的事情。直到2009年，侯孝贤担任了新的金马奖主席，蔡明亮才携《脸》回归，后来也有了《郊游》（2013）问鼎第50届金马奖的后话。 　　并没有太多导演愿意聊别人的电影，别人的艺术，蔡明亮却爽快答应，他愿意聊侯孝贤。1977年蔡明亮高中毕业后到了台湾，先在师大修中文，1978年考入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而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一批30多岁的年轻导演，掀起的一场电影运动――现实主义倾向，人文主义追求。1982年，《光阴的故事》标志着新电影的开端，紧接着《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等一批代表作品出现，侯孝贤是中坚力量之一。蔡明亮比台湾新电影迟了一小步。 　　90年代初，蔡明亮的电影生涯起步时，台湾地区的电影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几乎没有交集。尤其相对于台湾新电影的原创革新性，蔡明亮在国际艺术电影圈中获得认可和重视的起因却是对高度经典化的西方艺术传统的谙熟与效仿和现代主义形式设计，无论穿插在《洞》这部影片中、戏仿50年代香港歌舞片的超现实主义舞蹈场景，还是在《你那边几点？》中出现的特吕弗《四百击》电影片段，蔡明亮从不掩饰那些电影艺术的中西方灵感来源，并同时向它们“致敬”。 　　如果说侯孝贤的大部分电影都涉及台湾社会政治历史中丰富生动的细节，那么蔡明亮的作品就具有一种极简主义的样貌，使它们适用于一种寓言式的解读。象征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城市巨兽般的形象贯穿于蔡明亮所有电影的母题：《青少年哪吒》（1992）、《爱情万岁》（1994金马奖获奖作品）、《河流》（1997）、《洞》（1998）、《你那边几点？》（2001）。这些电影中繁华富裕的都会风景与80年代台湾新电影作品中昏暗穷困的贫民窟有天壤之别。如果说之前那些富于人文主义关怀的电影中的角色常常因为承负着传统类型的社会（特别是家庭）责任而不堪重荷，那么蔡明亮的电影中则充满了苦闷的孤立个体，和他们焦虑但徒劳无功的、对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追求。 　　实际意义上没有交集，蔡明亮却说自己始终尊敬侯孝贤，并且最是感激，尤其是侯孝贤为台湾电影人开的那一条路，电影没有那么孤独。 　　三联生活周刊：台湾新电影运动最蓬勃的时候，你已经是电影戏剧专业的学生，甚至开始创作，那是怎样的年代？ 　　蔡明亮：那个时代，也是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我进到电影圈，是开放十年。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另外，背景的条件也很重要，如果没那个背景条件，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风景了。因为当时大陆和港台地区出产的商业片，已经到一窝蜂的状况，什么能卖就做什么。其实跟现在是很像的，商业操作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蝙蝠侠》大卖，就有很多这种“蝙蝠侠”的电影。当时也是，爱情片、武侠片都是香港的，在台湾就是文艺片。但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某个类型就突然间不卖了。此外社会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电视普遍了。大家的娱乐有比较多的选项。 　　所以侯孝贤出来的时候，正是开始开放的时候，同时也是商业片开始下坡的时候。矛盾的地方是，商业片走下坡时，给侯导这一批当时的年轻导演提供了自由创作的机会。拍什么也不晓得会卖钱，就一点点地找方向。包括乡土文学，台湾那个年代对文化的传承还是非常扎实的。读书的就读书，不像现在是个网络世界。以至于那个时候比如文学的电影出来了，乡土的电影出来了，写实的电影也出来了，还有带点政治意味的电影也出来了。所以要变得比较开放，必须要有开放的条件。还有一个是外来的影响，“解严”之后，就会有各种电影跑进来，非主流的，主流的，以前不能看的，现在能看了。这个大概对侯导那一辈，包括我这一辈都是有冲击的。所以他的条件我认为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 　　也是那时，台湾电影多样化起来了，包括张毅、陈坤厚、侯孝贤、杨德昌，当时是各拍各的那种感觉。都想拍个不太一样的武侠片，都处在一个重新摸索的阶段。可是东西出来的时候，大概就都逐渐偏向于个人化了，不那么大众口味，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商业的考验，这也是最严苛的，如何寻求创作的自由。庆幸的是这股力量随即传播到国际上去了。台湾地区的电影突然间被国际上发现了，即便并不见得就被台湾的大众认同。不站在市场的角度，而是站在电影的角度来看，这是创作最好的时期。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侯孝贤的美学，比如固定机位长镜头影响了整个新电影运动，甚至之后包括你在内的台湾电影作者。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