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的三个来源》..docVIP

《全球文明的三个来源》 全球文明绝不是上述三大文明模式的简单相加、硬性垒拼，而是在三者彼此撞击、互相融合的基础上，把每一种文明的合理因素提取出来、升华为新的要素——一种构筑世界文明整体的要素。腊文明在本质上属于人物文明即如何做事的文明，它强调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肉体的需要、理性的作用，提供的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即哲学性的智慧中国文明在本质上属于人人文明即如何处人的文明，它强调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社会性需要、道德的作用，提供的是一种价值观、人性论即人学性的规范希伯来文明在本质上属于人一神文明即如何做人的文明，它强调的主要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灵魂需要、信仰的作用，提供的是一种上帝观、信仰论即神学性的意境。可见，希腊文明立足于人的身，关注的是人周围的物，揭示的是人周围事物的真中国文明立足于人的情，关注的是人周围的人，揭示的是人间的善希伯来文明立足于人的灵，关注的是人上面的神，揭示的是理想中的美。所谓人的存在，也就是身、情、灵的三位一体；所谓人的来源，也就是物、人、神的三位一体；所谓人的出路，也就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一希腊理性文明对全球文明的贡献希腊文明是一种哲学性质的文明。比如个体为本、功利原则，皆生发于强烈的人的理性意识。以个体为本、以功利为目的，就会调动起人的理性力量认识自然、认识外界，形成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的知识体系，从而使这些活动表现为理性文明的特点。理性文明在此后的2000年间，曾经经历了泰勒斯时代的本体论如单子论、共相论、理念论等）阶段，牛顿时代的决定论（如牛顿定律，内决定论或内因论，外决定论或外因论等阶段，近代的主体论人本主义理论、权力意志理论、人道主义理论等现当代的非决定论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阶段。进一步讲，前两种均属于决定论，后两种均属于非决定论。希腊文明圈的民族，无论是古代的思辨理性、近代的知识理性，还是现代的工具理性等等，都是围绕着决定论、非决定论这个问题展开的。不过，这里始终存在一个悖论，即：决定论既解释不了非决定论的合理性，又反驳不了它的不合理性；同样，非决定论不仅没有丢弃决定论的不合理性，反倒排除了它的合理性。这说明：第一，决定论、非决定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第二，在二者的背后肯定有一种真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发现，世界不单单是决定论的，也不单单是非决定论的。恰恰相反，世界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是二而一”，即是“决定一反决定论”的。世界既是被决定的，同时又是反决定的。万事万物只有在决定与反决定这两类相互作用的交错点、作用点、汇集点上才能产生，又只有在各自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决定一反决定作用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回过头再去分析古希腊文明精神就会发现，它原本就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以单体为本体”的哲学。所以这种哲学的长处在于重视个体、单体，从而引发出了自由、民主、自我，其短处则在于忽略群体、整体，从而只能派生出分别、分离、分裂——总之是分析的思维方式。决定一反决定哲学的被发现，使得人类从此有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这种新的哲学，宇宙间万事万物既不是纯粹单体存在、内部分裂、彼此斗争的，也不像“人是机器”所说的那样是简单同一的，当然也不是像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那样用外力硬性地让一方“适合”另一方的。恰恰相反，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先前诸多相关事物决定一反决定作用的产物，产生之后又必须处于纵横交织、环环相扣的决定一反决定关系之中。这就使得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伴随“终生”的本性——决定一反决定性。恰恰是由于这一本性，使得万事万物既是一个个界面分明、个性鲜活的单体，彼此之间又因“共一”本性而处于相互维系、相互促进的状态。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万物“共相”的原理，万事万物之所以具有共相性，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共性”的，即万事万物在本性上是“共一”着的。这样，“决定一反决定哲学”、“万物共一”的物性观念，也就成了根植于古希腊文明体系又升华了这一文明精神，既与希伯来文明的“造物主”相连、又与中国文明中的“整体思维”相通的全新的哲学理念了。二 、 中国道德文明对全球文明的贡献中国文明是一种人学性质的文明。比如集体本位、专制主义，皆根源于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念。人们一直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2000多年属于“封建主义社会”。其实，秦以前的500年到800年间，才是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秦以后的2000多年，乃是一种名副其实、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社会”。尽管秦以后曾几次发生封建割据，即便在这时，其政治制度的实质也是专制主义的。“封建主义”就是诸王割据、彼此分封，所以有着严格的规定。试想，在封建割据的时代里，是绝不需要儒家思想来辅佐的，即使个别国君偶尔用之，也只能是暂时的个别现象。相反，如果是专制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