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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抗战记忆的虚无 　　今年5月，笔者观看了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俄罗斯用这种方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9月3日，中国将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其意义也是为了唤醒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珍惜，唤醒世界人民对历史的记忆。 　　一个值得担忧的是，有多少人会把对这场战争历史的纪念，烙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个性”作为新的时代主题，似乎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历史拆解为无尽的碎片，在虚无和浑沌之中为贫乏的日常生活加点历史边角料。国家主导的公共纪念仪式，所要抵抗的正是对历史的虚无和嘲弄，然而，进一步追问，抗战历史方面的虚无主义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又有哪些历史面向被虚无了呢？ 当下的抗战记忆是如何塑造的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细致分析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在传授社会记忆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仪式性操演和个体实践通过暂时消除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差距，可以让参与者产生共情和认同，重复演练直至形成日常习惯。如是观之，国家的纪念仪式和红色旅游等，皆是旨在传承历史的举动。那么，是什么在塑造我们时代的抗战记忆呢？ 1943年在苏北盐阜地区反“扫荡”中，深入敌伪区的新四军侦察员。 　　学校的历史教育是传承记忆的首要阵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尝试屡见不鲜，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已经取代了革命史，成为主导领域。有的学者甚至归纳出近代史书写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臆想出二者的对立，并试图用后者去否定前者。 　　以目前通行的人教版高一历史教科书为例，该书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为主线，将中外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杂糅于一起，以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如何学习西方。抗日战争一节列于“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一章中，仅仅占据4页，甚至不及论述“古希腊罗马政治制度”的篇幅，而且仅从丰富的抗战史中“挑拣”出几场战役，打包进“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套路之中。很难想象今天的学生们会将抗日战争与历史上的其他战争区分清楚，更不要说能通过学习理解抗战的历史意义了。 　　与之相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一节的篇幅尚不及“美国三权分立”。抽离了历史观，历史就成了一个个事件的堆砌，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便无从比较。抽离了“革命史观”的教科书很难全面正确表述抗日战争的意义，于是就把阵地留给了学校围墙外的各路“太史公”和“历史真相党”，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于狼牙山五壮士曾经拔过老百姓的萝卜一类的无聊妄议才会大行其道。“历史真相党”擅长的策略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扭曲甚至捏造历史细节，令闻者失色，读者骇目，“正史”的千里之堤往往溃于这样的蚁穴。 　　大众文化中也有不少抗战历史的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抗战的认知。以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影视剧为例，有3种现象比较突出：其一，对经典抗战影视剧的颠覆和戏谑，主旋律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瓦解其公信力。其二，“抗日神剧”实质是披着抗战外衣的闹剧，最大程度地契合了市场规律和娱乐精神，无形中消解了抗战的意义。其三，用人道主义消解战争意义，这些作品的惯用手法是以小节掩大义，借个人情感和家庭价值取消对战争性质和历史必然性的追问，最终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者，每一个“小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反思战争”被简化为单纯的“反战”愿景。 　　崔永元曾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拍过两部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如他所说，“不能再等了，那些人太老了，他们年纪太大了，他们慢慢地在失去记忆”。希腊语中故事一词（geroia）本意为老妇，西塞罗将历史看作“老妇的故事”，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古老的故事通过年长者代代相传。随着有战争经历的老人渐次凋零，“祖母”的故事随风逝去，历史与我们的血脉濒于断绝。同时，年轻人的风习、时尚在塑造着个人的历史观念。小崔所说的“我们的抗战”，正日渐演变为“他们（陌生人）的抗战”。 关于抗战，什么被虚无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目前的抗战记忆到底虚无了哪些历史面向。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有两重任务：一为民族解放，二为阶级解放和现代化。第一重任务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以完成，第二重任务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如是观之，抗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同时存在于两重任务的进程之中，它不仅是一场反侵略战争，也是社会革命、政权建设和文化革新。只有全面地理解抗战，才能理解人民共和国的政权起源、国家性质和发展逻辑，才能勾连起抗战和新中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