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实不宜上荧屏”.docVIP

“拙作实不宜上荧屏” 　　1949年后，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用心经营，最有趣”的小说《围城》，在大陆一度声名湮没，直至1980年在陈梦熊以及柯灵等人的“劝说”下，钱钟书将《围城》做了一番修改，重新刊发。《围城》的这次“出土”，又一次引发了阅读的热潮，直至今日，小说几乎年年再版。 　　八十年代末，孙雄飞和黄蜀芹多次与钱钟书沟通，希望他同意把《围城》改编为电视剧，而钱钟书以“拙作不宜上荧屏”为由多次拒绝，此外并不再做解释。然而，为柯灵热情的“推荐信”所“打动”，钱钟书还是同意了授权拍摄。当编导们向钱钟书征询剧本的改编意见和要求时，他说自己毫无想法，直言希望剧组能够自由发挥。 　　电视剧《围城》播出之后，不断有人发表评论文章，还召开了座谈会，专题讨论此剧的得失成败，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改编，电视剧保留与呈现了原著的精髓。那么，钱钟书最初对《围城》不适合登上荧幕的判断是否准确？他为何拒绝参与改编剧本？《围城》剪辑成片后，他自言看得“津津有味”，对电视剧肯定与褒扬之声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 　　不妨先来考察电视剧在诠释《围城》的主旨思想方面是否与原著一致。 　　一谈到《围城》的主旨，马上会联想到小说的序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围城》主要是借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来探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即“人性”之相关问题。其次，通过阅读小说也可以看出，小说借写方鸿渐的婚姻、工作的故事探讨了一些人生问题。可见，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辨与讨论，就是《围城》的最重要的主旨。另外，由于《围城》中主要描写的是“知识分子”，观察与反思“知识阶层”也成为了小说复杂主旨的一个小侧面。 　　但是，在电视剧《围城》中，表现“人性”、关注“人生问题”的主旨被淡化了，正如编剧孙雄飞在《我们选择了艰难――谈〈围城〉的改编》中所说的：“给人们活龙活现地展示了那个年代高层次知识阶层的众生相：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功架十足的虚伪，一本正经的无聊，玲珑剔透的卑鄙……一个个病态社会的畸形儿如同伊甸园的亚当、夏娃，精神上赤条条地陈列了出来。小说以犀利的笔致，对各种各样丑恶社会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讽刺。” 　　在改编《围城》时，编导对小说主旨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将展现“高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剖析和讽刺”社会现象作为电视剧《围城》主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著的主旨思想。而电视剧也达到了既定的目的，在许多评论中，可以看到诸如“原本展现了知识分子思想”、“表现知识分子众生相”等评价。钱钟书夫妇似乎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杨绛在给电视剧题词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所强调的，“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就是在明确的提示观众，《围城》所写的是普通人，是普通人的人生经历。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的一种，他们的“浅陋”、“愚蠢”、“虚伪”、“无聊”、“卑鄙”也并不是知识阶层所独有的，而是人性普遍的弱点。编导将“那个年代高层次知识阶层”定义为“病态社会的畸形儿”，这不仅有悖于原著的主旨，也是一种相当狭隘的偏见。 　　其二，谈起《围城》的讽刺，使人印象最为深刻就是叙述者精彩的议论。 　　《围城》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站在“上帝”视角审视故事、观察人物的叙述者，不断道出精彩绝伦的奇思妙语，酣畅淋漓的讽刺和批评，使人拍案叫绝。 　　钱钟书对于文字“游戏三昧”十分痴迷，他在小说的议论性叙述方面下了大工夫。而在电视剧中，当这些有趣的文字通过旁白读出来，不仅可能会打断情节进程，也使得这些犀利的议论讽刺锋芒锐减。试想，在电视剧中一个机智幽默的“说书人”频繁的出场，不停的讽刺和唠叨，不仅会遮蔽演员的光彩，还会降低故事的艺术感染力。因此，电视剧《围城》中折减了不少机智风趣的议论性叙述。这些精彩的文字魅力也只能通过对原著的阅读和玩味才能领会。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有关讽刺的例子，小说中有一段叙述者关于战时上海恶劣环境的议论： 　　这一年的上海和去年大不相同了。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到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圆镍币全搜刮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作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发国难财和破过难产的人同时增加，各不相犯。……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