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作家应当是想像与思辩并举的”.docVIP

“好的作家应当是想像与思辩并举的” 　　张 莉：童年经历对一个作家特别重要。我们先谈一下你小时候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环境。 　　毕飞宇：说起性格就不能不谈父母，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我的父亲有点特殊，身世很迷离，他至今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很年轻的时候又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这样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柔和，他几乎就不说话。父亲是家里的压力，所以我很少在家里。除了辅导我学习，我们之间真正的对话并不多。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已经是我做了父亲之后的事了。我的父亲对我很放任，除了学习，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他做事情很知识分子气，其实就是书呆子气，很笑人的。有一次，我做了出格的事，打了人，他让我写了一份检查，站到人家的家门口去朗诵，还贴在人家的家门口，这件事给我极其深刻的记忆。父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母亲是一个标准的乡村教师，师范学校毕业的，在那个时代的乡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师范学校的学科很杂，但主要是音乐、体育、美术，什么都学，什么都会那么一点点，什么也不太好。她能说会道，能唱会跳。我母亲很漂亮，性格外向，很活泼，还会打篮球，这在乡村女性中间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身，我估计她是不会嫁给我父亲的。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母亲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能不能活到“文革”结束都是一个问题。我的父亲和我都很感谢我的母亲。 　　张 莉：你觉得自己像父亲还是像母亲。 　　毕飞宇：我一直觉得我和我的父母都有点像，有些分裂。你很难说我像父亲或者说我像母亲。不过，我热爱运动一定是从母亲那里遗传过来的，从会走路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运动。这么说吧，在人堆里头，我有点像母亲，到了独处的时候，我父亲的那一面就出来了。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很长时间不说话，好几天不说话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闷在那里，好像和谁闹别扭了，其实，和谁都没有别扭，我就这样。 　　张 莉：你就在父母下放的地方出生的？ 　　毕飞宇：我们家不是下放的，是父亲出了严重问题，送到乡下去的。我就在乡下出生了，一生下来环境就很好，农民哪有那么复杂？不管政治的。我的母亲是教师，你帮着人家的孩子识字、识数，人家就对你好，乡下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在村子里，我的父母很受人尊敬，他们把对我父母的尊敬转移到我的身上来了，他们对我格外宽容。因为这个宽容，我也养成了一些坏毛病，身上有骄横的东西。孩子其实很势利，不是他胆子大，是因为他知道，你做了什么都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在外面打架了，一看是陈老师家的儿子，算了。在乡下，大多数乡亲不是看在我父亲的脸面上，而是我母亲。我母亲的人缘极好，我犯错了，人家哪里好意思到“陈老师”那里去告状。 　　张 莉：那特别出格的事，或者特别骄横的事是什么？ 　　毕飞宇：主要是过了十岁之后，打人家的母鸡。我的弹弓主要是打鸟的，可是，鸟太小，不过瘾，后来就打鸡。鸡可是农民的命根子，人家靠鸡蛋生活呢。但我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还不是打母鸡，是打玻璃，我们学校的玻璃都是被我打碎的，用弹弓打玻璃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很恐怖，主要是玻璃的破碎声很恐怖。回过头来说，人在少年时代是有犯罪心理的，就喜欢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喜欢听玻璃被击碎的声音。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白夜》，写了一个坏孩子，用弹弓把一个学校所有的玻璃都打碎了，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干的。我的父母哪里能想到是我呢，夜里头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在叹气，我非常紧张，怕，但是也得意。 　　张 莉：你这样说，我想起《平原》，那里的很多乡间儿童生活应该就是亲身经历。也就是些孩子做的坏事。 　　毕飞宇：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坏事的呢？就是村子里有了知青之后，开始干大坏事了。十多岁吧，反正有知青了，我们一起偷东西。偷吃的东西。我一般不是主犯，主要是跟着。你也知道，我是教师家庭出来的，道德观比较强，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非常害怕，得手之后几乎就是狂奔。可是，知青偷了东西之后特别镇定，严格地说，不像偷，更像拿，脚步很慢，一点都不慌。这个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很崇拜他们。 　　张 莉：为什么知青们偷了东西没人找呢，村里人为什么不去找？ 　　毕飞宇：怎么找？知青偷了东西之后当晚就吃了，你找谁去？只有不点名地骂，心照不宣罢了，一般来说，我的工作是放哨，都是从电影上学的。回过头来想想，知青选择我放哨是对的，我是教师的孩子嘛，形象很好，也就是所谓的好学生，怀疑谁也怀疑不到我的头上来。我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贴在一棵树上，手里拿一块小砖头，一旦有情况，扔出去。有了动静，一线的作案人员就不动了，就那样站在夜色里头，谁也看不见。开一个玩笑，我和知青的关系就是汉奸和鬼子的关系。 　　话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电影或者艺术，我们看到的电影都是宣传“好人好事”的，可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却是那些坏人和坏事。这很有意思。――艺术到底拓宽了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