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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入党” 　　反思五四与再启蒙 　　谭运长：比较长时间以来，大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反思五四开始，到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再认识，已成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大潮流。最明显的就是王元化，从新启蒙向新国学的转变。很早的时候，大概就是1989年，我看到他在我老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个杂志《文艺理论研究》上面，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五四断想》，就是纪念五四70周年引起的各种思考，里面就有很多反思。 一方面他讲到五四是个新传统，五四反传统，也是我们传统文化自身的选择。另外一方面，他认为五四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特别是那种激进主义的态度，值得反思。而作为五四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他后来找到三个人，一个辜鸿铭，一个陈寅恪，一个杜亚泉，认为他们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从新启蒙到新国学的转变。王元化对于90年代思想界的重大贡献，就是重新发现了这三个人，此外还有一个当代的，就是顾准。在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印象很深的，一个是陈寅恪热，一个是顾准热。 　　 王元化找到的五四时期的这三个人，都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就是跟当时鲁迅、胡适他们的做法有很明显的区别的。这大概就是后面学术界所谓“国学热”的一个发端。但是，传统文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还是最近的事。说具体一点，大概是从胡锦涛时代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始的。而到了最近，官方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就给人比较明显的、强烈的感觉了。因为习近平，我觉得他是有意的，连续做了好几个姿态出来。一个就是去孔府，一个就是去北师大，还有就是参加孔子诞辰2565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然后接下来，又是教育部发文，提倡中小学多读古典诗词。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系列计划，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上海学者朱大可评述“2014年十大文化事件”，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孔夫子入党”，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最近我也比较明显地感觉到，官方所作出的这种姿态，在社会上也好，在知识界也好，似乎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反弹，朱大可讥讽为“孔夫子入党”，大约就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很混乱的思想。例如，民间流传着一则什么“孔夫子遗言出土”的文章。这个我想肯定不是学术界的人抛掷出来的。但它含有一个民间思潮、思绪的代表性。它里面的基本意思，就是说孔子的临终遗言，全盘否定了他自己的思想，认为现在必须怎么怎么样，要他的学生，去攀附官场，攀附有钱人。就是说，孔子的“遗言”，跟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需要以传统文化为武器加以批判的那种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的思潮，恰恰是一致的。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最近金岱送了我一本书。金岱是华南师大的教授，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他的学术态度很严谨，并且一直在很严肃地思考一些我们社会所面临的紧迫的问题。他是江西人，以前江西大学（现在南昌大学的前身）有“三胡一相”的说法，“三胡”就是胡经代（金岱）、胡平、胡辛，“一相”是指相南翔，他现在是在深圳大学。金岱送我的这本书，叫《如此世界》。“如此世界”这个标题是从伏尔泰那里来的。伏尔泰有一篇小说，说上帝派一个神去考察某个城市，估计就是当时的巴黎吧。这个地方很糟糕很糟糕，多么多么堕落，要把它毁灭了。然后这个神就领了上帝的旨意去考察了一番，发现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本质上也许是一种新生的有价值的世界。金岱就借用了这个寓言，他说我们当下就像当时的“如此世界”。然后他在里面提出了一个“文化建构主义”，有几大重要的文化策略。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世界不要被毁灭，让它能够新生，能够成长为一个具有未来价值的新的世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它思考得很深入，也很全面。 　　金岱一向以来，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启蒙之药”不能停。我觉得在他那里，“启蒙”的含义就是五四反传统的含义，他把当今复兴传统文化的这个思潮，看成是文化保守主义。跟这连在一起的还有回归文革的思潮，他也一同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糟粕的。因为它跟专制思想联系在一起，跟等级思想联系在一起，跟当代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基本冲突的，我觉得这是代表着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刘斯奋：这是值得讨论的。 　　谭运长：是的，我们要好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有一个，它里面很明白地提到过，我们传统文化的思想叫“爱有等差”，是吧。这跟博爱思想，人人平等的思想，跟当代民主社会要求的这种人的个性解放，也是相冲突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应该要把它理清楚。其实这里面很多东西可以谈。最起码，“文化保守主义”这个词，我就觉得是可以谈。文化嘛，文化就应该是保守的，我认为。文化是讲积淀的，是吧，讲沉积，讲承传的。所以用“文化保守主义”贴个标签，然后就来反对保守，这本身就存在问题。 　　刘斯翰：说到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