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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达利”与“亨得利”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亨达利”钟表行的德国老板豪普，心情十分烦躁，因为离他钟表行不远的广西路（今广西北路）口，新开了一家“亨得利”钟表店，生意十分兴隆，使“亨达利”的营业额逐月下降。 　　豪普还听说，过去外地慕名改成“亨达利”的钟表店，也都在悄悄地改为“亨得利”了。真是墙倒众人推。这使豪普更加生气。他把账房王先生请到写字间，问：“你调查‘亨得利’的情况怎么样了？” 　　王先生不慌不忙地说：“东家，我仔细地调查过了。他们在二十几年前不过是宁波城里的一家杂货铺，由三个人拼股开的。以后三人合买了一张彩票，意外中了头奖，得了几万银元。这笔横财使他们大有转机，把店从宁波迁到上海，花了五万银元盘下那四开间店面……” 　　豪普越听越恼火，不耐烦地打断了王先生的话：“我不能容忍这几个宁波人如此猖狂！王先生，你想想有什么办法封了他们的店门？” 　　王先生沉思了一下，说：“要搞他们，只能从店名上做文章。他们和我们只是‘达’、‘得’一字之差，用上海话念起来简直一样，有点鱼目混珠。我看只有向上海地方法院告他们侵权，官司打赢了，不但‘亨得利’的招牌保不住，还可要他们赔偿经济损失，准保这三个人要变成瘪三逃回宁波呢！” 　　豪普听了连声叫好，忙催王先生快送状子去法院。上海地方法院与别处不同，它设在租界里，外国有领事裁判权，一向打官司都要“华洋会审”，中国法官反而成了陪客，因此洋人总占便宜。豪普控告“亨得利”由德商礼和洋行出面，他想打赢是十拿九稳的了。 　　这消息传到了“亨得利”那几个股份老板耳朵里，他们自然有点惊慌，立即召开董事会商量对策。商量了好半天，也没个万全之策。 　　这时，有个姓徐的董事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愿意去打这场官司。他认为，欧战以后，德国是战败国，上海租界掌权的英美等国，不一定会帮德国人办的礼和洋行。董事会觉得徐董事说得有点道理，就同意让他去同“亨达利”周旋。 　　徐董事的师傅是杜月笙的门生，在上海滩有些办法。他听徒弟徐董事讲了来龙去脉后，想了一想说：“有句成语叫‘剑拔弩张’，那就是说有人拔出宝剑向你冲过来，你如怯懦逃掉，那人反而紧追不舍；你如把手上的弓拉满，箭扣在弦上严阵以待，他反而不敢下手。这事，你不妨去找同门师兄萧大律师，就说是我要他给你想想办法。” 　　徐董事喜出望外，谢过师傅就匆匆赶往萧大律师的事务所。 　　上海地方法院在租界中承办的官司，十有八九是商业上的民事诉讼。为了打赢官司，原告、被告都会向法院送礼行贿，因而那民庭推事只要做上一年，就发了财。由于是肥缺，那推事就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现在刚上任的是花了“本钱”运动来的赵推事。 　　赵推事仔细读了礼和洋行代“亨达利”钟表店呈上的诉状，心中不禁一动：“亨得利”是上海滩上中国人开的大钟表店，油水很足。这场官司双方都是可输可赢： 两店名字仅“达”、“得”一字之差，“亨得利”开店稍后，似有模仿“亨达利”之嫌；然而，告假冒必须完全相同，不能禁止别人近似。他想，我不如找了两家店来进行调停，捞些外快，再劝“亨得利”改名了事。主意打定，他就到院长那儿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院长听了哈哈一笑，从桌上拿起一份状纸递给他，说：“这是‘亨得利’的反诉书，你拿去看看。” 　　赵推事一听“亨得利”反诉，心里一沉，觉得这事不好办了。他接过状纸一看，“亨得利”告“亨达利”依仗洋行势力，垄断钟表经营，欺凌华商同行。“亨得利”已委托萧大律师全权代理，请法庭主持正义，令“亨达利”赔礼道歉，并补偿名誉损失费。 　　赵推事越看心越冷，知道这位萧大律师是杜月笙门下一个讼棍，“亨得利”请他做代表出庭，说明背后有上海大亨支持。双方势均力敌，怎能调停？他不由愣愣地看着院长。 　　院长微微一笑，说：“我们不受理是不行的，双方都惹不起。不如明天就贴出公告，说本院受理‘亨达利’与‘亨得利’互控一案，因头绪纷繁，需较长时间进行调查，待调查告一段落，当开庭再行审理。老实说，这调查就是拖日子，我们拉满了弓，箭要看准火候才放！” 　　赵推事听了钦佩不已。他想：这家伙真不愧是老讼棍出身！ 　　“亨达利”老板豪普听说法院同时受理了“亨得利”的反诉，气得七窍生烟。他咽不下这口气，忙又和账房王先生商量。王先生是老滑头，早看出这是上海地方法院在坐山观虎斗。 　　他想了一会就献计说：“东家，法院想拖，说明了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们不敢得罪我们，更不敢得罪上海大亨，这官司在上海难打。我想我们在天津有分店，‘亨得利’在天津也有分号，可以由礼和洋行出面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这样‘亨得利’没有地方势力可依靠，官司也就好打了！” 　　豪普一听连声称好，第二天他就同王先生一起乘火车去天津告状了。 　　徐董事没想到“亨达利”来了这一手，觉得事情有点棘手，忙匆匆去找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