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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须“祛弊” 　　20世纪20年代，讨论国文教学是一时之风气，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杂志如《教育杂志》《新教育》《学生杂志》，甚至《新青年》都刊载有关国文教学的文章。一些著名的文史专家都参与讨论。史学家吕思勉从1905年起开始教小学国文和历史，1914年到1919年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写过两套国文教科书，同时也非常关注国文教学的讨论。吕思勉发表的有关国文教学的文章有十来篇，最早的是1921年他在沈阳高等师范教书时发表于《沈阳周刊》的《答程鹭于书》，最重要的是1925年发表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的《国文教学祛弊》，而最长的则是写于1937年到1938年作者任教于光华大学之时的是未刊稿《论基本国文》，主要内容是关于大学语文的选择和编排。 　　吕思勉有深厚学养并有实际教学经验，又编写过中学和小学的国文教科书，因此，他的意见是非常内行的。尤其《答程鹭于书》和《国文教学祛弊》二文，针对当时国文教学中出现的种种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置于今天仍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本文拟将这两篇文章略作介绍，并加以简评。 　　一、《答程鹭于书》 　　这篇文章原刊于《沈阳周刊》，后收入《蒿庐论学丛稿》，今见于《吕思勉遗文集》（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原是一封回答学生问学的书信。有两部分内容，前一部分谈国文教学，后一部分谈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这里谈谈关于国文教学的那一部分，共涉及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吕思勉把各年龄段的国文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最浅者，就是白话文，也叫语体文，应该在小学里教；二是较深者，指普通应用的文言，可以在中学里教；三是最深者，是文学的语言，当然这里指的是旧文学。吕思勉认为第三种是专门之事，可以不论。关于为什么要在小学里学白话文，他说：“文言既非尽人所能通，即断无人人学之之理。此高等小学以下，所以宜专授白话也。”至于在中学，文言必不容不授，因为将来有一部分人需要深造，另一部分人，虽只需学白话，而通文言对白话也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教学要兼顾这两部分人。 　　第二，吕思勉谈了如何教学生学习，他说“令其自己读书”是为“第一义”。他指出，现在学生国文不能通的原因是“今日学校中教授国文，只执成文数十百篇，死讲其文法及修词之法，而不使学生自己读书”。因此，他同意胡适在《中学国文教授》里提出的让学生自己读书并读小说的主张。但是，他对胡适开出的书目不赞成，认为分量太重程度太高，不是中学生能够胜任的。而对胡适认为课外读书、课内讲解也不太赞同，他说：“鄙意国文一科，讲贯简直有妨教学效果，须将其减至最小限度，教室之时间，尽从事于讲贯，尚觉其太多。”按他的设想：学生所读之书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所好即可，因为只有自己喜欢读的书然后能多读，多读然后能有悟入处；在教室里亦以学生自己读书为主，有问题了再由学生质问，教师回答，再次之是教师就学生习作加以批评，教师的提示须减到最少限。 　　第三，吕思勉主张学生要学会自己思考：“凡疑义，贵乎自思；一疑即问，亦属不宜。凡人之学问必一级一级，逐步而进；欲躐一级不得。”因此，教师提问讲解都要顾及班级里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总之，吕思勉强调学生自学：“读书百遍而自熟，犹之练体操，为某式之运动，至若干处而筋力自强，此筋肉之强断非由体操教员讲明运动之理而即得，学国文亦犹是也，真正之了解断非有教员讲解而得。”对于有人认为应该给学生学习“精良的工具”这一种说法，他认为：求学问的工具乃各人自己所造，做教师的，只能在他们自造成工具时，略加辅助罢了。 　　第四，吕思勉主张学生多读多看多写，“切勿妄讲文法，勉强用心推求”，这个文法是指作文之法。他认为旧时代讲文法之书往往只对应举之文有用，对文学没有什么用。现今一些讲文法和修辞的书，学生文理通了以后阅之自然能懂，就像语法一样，是学会讲话以后之事，绝不能靠它来学语言。他还反对教师越俎代庖改文章，“主批评而不主改削”，因为帮助学生改文章会限制他们的思路。只有让学生自己修改才可能有所领悟，有所进步。 　　二、《国文教学祛弊》 　　1924年，上海的《教育杂志》曾组织中学国文课程建设的讨论，当时许多名家参与讨论，沈仲九、孟宪承、何仲英、朱经农、朱自清等都有文章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吕思勉当时在沪江大学，他的文章《国文教学怯弊》发表在《新教育》第十卷第三期上，时间是1925年。所谓“祛弊”，就是要去除国文教学中存在的许多弊端。国文教学从1904年开始到那时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新旧文化和新旧教学方法的对立经常在国文教学中表现出来，主旧的和主新的各有各的理由，但是一般的中小学教师有时难免不知所从，这就影响了国文教学的效率。中小学国文教学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弊端。吕思勉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概而言之，他认为当时国文教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