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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陈 力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其中古籍辨伪学尤为突出，争议最多，格局 变化最巨。审视整个二十世纪的古籍辨伪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二十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二、 三十年代，古籍辨伪之风最盛，古籍也越辨越伪；二十世纪後半叶，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後，古籍考 辨之学复炽，然古籍越辨越真。从表面上看，这种前後变化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後，一大批青铜器和战国秦汉简策与帛书陆续出土，许多从前被认定为“伪书”的文献找到了更为 古老的来源与根据，过去被判为“伪书”的证据一个一个被攻破。但是，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 并不仅仅在于有了新的资料为一些上古文献提供了真确的依据，而在于过去判定它们为伪书的方法 与理论本身就需要认真地加以检讨。 一、古籍辨伪学的概念 直到现在，“古籍辨伪”这个概念都是相当含混的。 顾名思义，所谓“古籍辨伪”就是对古籍真伪的审查。但是，“真”与“伪”都是一个绝对的概 念，而古籍的实际情况是，“真”与“伪”是相对的，所涉及的面，也是比较广的。 古籍的“真”“伪”，有作者的问题，有成书年代的问题，有内容的问题，还有“真”与“伪” 的程度问题。或者作者伪，而成书年代不伪；或作者与成书年代不伪，但经过长期流传，内容已非 原貌。就程度而言，有小部分伪，有大部分伪，也有全伪。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作者的问题为例，张心澂在其著名的《伪书通考》里也提到了古书的作者问题有四种情形， 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判别真伪的标准。他认为：一、“古人不自著书”，如谓《管子》为管子一派人 所作，则不伪；如“题为管夷吾所著，则成伪书矣”。二、“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因此常无作者名， 如果这类书题“文王作，周公作，孔子作，曾子作，一人题名，遂成定案，致使後人翻案，发生辨 伪之事。”三、“古书世传非成於一手”，如《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司马迁谓为左丘明著，于是 就成了问题。四、“书名非著者之名”，如《荀子》、《管子》皆书名，如谓作者为荀子、管子，也成 了问题。① 上述张心澂先生提到的四种情况在古书中确实是非常普遍的，但问题在于，一部书中，作者只 是该书所含众多信息的一个单元、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是否可以将作者之伪与古书之伪等同起来？ 并且这个所谓的“作者之伪”，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後世的改编、传抄、重刻者“强加”给古书的， 并非古书的初编者所定，如果将局部问题与全局问题等量齐观，恐怕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书都将被 打入“伪书”之列，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同时代古书的特点是很不 相同的，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就曾指出： 自汉武以後，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 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後人习读汉以後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 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後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後人之词者， 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② 对于具有不同时代特徵的古书，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统一、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判定其真伪？这也 ① 张心澂：《伪书通考》第 16-18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商务印书馆 1939 年本，1998 年 1 月。 ② 余嘉锡：《古书通例》，第 11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第 1 页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值得我们深思。 由于古籍“真”、“伪”标准难于统一，使得“古籍辨伪”的概念相当模糊。同时，从古籍辨伪 的历史来看，它依傍经学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籍辨伪常常是经学的附庸，因此不可避免地会 打上今、古文经纷争的烙印。加上各人的着眼点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因此对文献的认识也各有差 异，虽然如清代乾嘉学者力图使古籍辨伪更具客观性，但最终对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影响最大的还是 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二十世纪的疑古思潮，也是在康有为等人疑古惑经思想的启 发下发生的① 。可以这样说，古籍辨伪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门颇具主观色彩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