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视域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pdfVIP

1 引言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 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够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 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 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然而，由于法律、制度、政策、社会环 境和农民工自身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城镇化的 步伐和经济建设。鉴于此，很多学者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严善平（2006 ）通过对专项调查的数据分析后认为，城市内部存在本地居民与外来民工二元 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是形成二元结构的主要因素[1] 。刘本锋（2007 ）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核 心问题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2] 。李斌（2007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农民工市民化 [3] 。任强 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从消除制度障碍、发展乡镇企业等方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等（2008 ）认为关于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来更好的推进 农民市民化[4] 。王竹林等（2008 ）认为以正义与公平为逻辑起点，以制度变迁的低成本为原则， 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制度、户籍进入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加快农 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5] 。夏丽霞等（2009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社会保障 制度的缺失导致其市民化进程缓慢，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6] 。王竹林 （2010 ）从宏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讨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认为应该制定与农民工市民化阶段 相适应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采取多项措施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7] 。申兵（2011 ）通过 对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解读和对市民化难点的分析，认为中央应该加大对跨省农民工流动的补贴， 加强城市治理，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等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8] 。钱正武（2011 ）认为农民 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排斥，要想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消除社会排 斥的制度性因素[9] 。刘小年（2011 ）运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政策评估理念对广东农民工积分入 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种方式也存在特定的限度，需要通过城乡协调发展与中央统一城乡改革规 [10] 划来突破 。 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滞后的成因，提出了诸多解决问题的措施，对制定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 会系统工程，仅谋一域，不可以动全身。由于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 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使现有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 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11]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政策举 措也应该体现在促进农民工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转变四个层面。而这些 都需要我们将“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重要理念，融入中国城镇化发展实践，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解 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2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认识的深化，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观的新的 理念。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倡导经济增长要对“穷人友善”，具 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2009 年11 月15 日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上提出“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认为“我们应该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 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 [12] 。2010 年9 月 16 日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中， 559 再次强调包容性增长，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 [13] 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随着政府层面对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对包容性增长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Ali and Zhuang （2007 ）认为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把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