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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仪式类非遗现代认同建构的实践路径探究

本文引用格式：.节庆仪式类非遗现代认同建构的实践路径探究：[J].艺术科技，2025，38（7）：25-27.

中图分类号：J7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5）07-0025-03

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冲击下，传统生活方式的解构与价值观念的转型使古老的节庆仪式类非遗面临生存根基的消解，进行适应时代需求的传承转型必不可少。

1节庆仪式类非遗的传承场域嬉变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最早对“场域”等概念进行界定，他提出“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传承场域是由特定活动群体、特定时空间与文化精神背景三者相互作用形成的具备较为稳定的规范惯习，保障传承有序进行的中介实体[1]。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飞速转型，传统传承场域的特定时空间与文化精神背景为适应时代需求不断变化，逐步衍生出新的场域与多重文化功能。

1.1传承场域的传统根脉

传统的节庆仪式类非遗形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与地理区域，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逐渐转化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亦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发源于远古时期的寿阳县“爱社”雉舞，是黄河流域极为原始古老的非遗乐舞形式。它生动地展现了“轩辕大战蚩尤”的上古传说，象征着中华民族勇敢无畏的民族精神，现今仅流传于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境内，2008年6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列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寿阳县位于黄土高原丘陵地貌区，四周为高耸山地，呈现出显著的资源性缺水特征，历史上饱受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社会信仰体系的社会调节功能因而得以凸显，百姓们通过节庆仪式祈福求雨，庇佑安康。寿阳“爱社”摊舞的传统传承场域为村落仪式传承场，沟北与韩沟村的村民主要以北神山轩辕庙祭祀仪式、轩辕黄帝寿诞祭祀仪式为载体，在庙宇、祠堂等村落中较为神圣的空间演绎“爱社”催舞。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六将轩辕黄帝的神像从北神山移驾到泰山庙为“请神”；将黄帝神像置于主位后，“爱社”便入庙内面对正殿进行酬神表演，这是唯一可以进人庙内的社火表演项目。农历五月初一在泰山庙进行祈雨活动为“取水”；白露时节再将轩辕黄帝接回北神山，为“送神”，随即再次表演[2]。

“爱社”摊舞的传统场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象征体系：面具是轩辕黄帝将士的化身，舞蹈动作模拟战争的过程，鼓点烘托战争紧张焦灼的氛围。演员由6个“大鬼”、18个“小鬼”组成，用6套固定动作展现出来，以“抱势”“推门”为起始动作，根据情节的需要进行拆分、重组或重复，每套动作都有若干不同的队形变换，配合固定的锣、鼓等器乐伴奏，气势磅礴。例如，在第一套《武势》中，“大鬼”摸索到敌方城楼下，为攻破城门商讨作战策略，组织对练，并制定出相应的对战阵法，伴随变幻莫测的队形变化。

“爱社”摊舞通过其特定的时空安排和符号系统，成为传统村落社会重要的文化整合机制。由于“爱社”舞传播所在的沟北村与韩沟村交通较为闭塞，鲜少与其他文化事项交融互补，文化精神背景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如今我们看到的招势古朴简约，节奏简单规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活态传承的稳定性。这种较为稳定的村落仪式传承场不仅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原本的仪式文化，也满足了当地民众的精神需求，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

1.2传承场域的现代适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活态性，背靠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它与各种文化事项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创新[3]。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节庆仪式类非遗的传承场域原有的庄严性仪式空间逐渐让位于世俗化、展演化的新型文化实践模式；原有的信仰维系、社群整合等功能部分弱化，衍生出新型传承场域，形成由传统功能存续转向现代功能拓展的格局。

1.2.1舞台表演传承场域

在寿阳“爱社”雉舞人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地方政府与寿阳县文化馆等积极出台相关保护政策，并与当地电视台等组织对接，在此基础上搭建出新兴的舞台表演传承场域。自2010年起，寿阳县连续每年在平头镇韩沟村举办寿阳县瘫舞“爱社”艺术节。2024年8月16日，寿阳县第十五届做舞“爱社”艺术节如约而至。“千年雉舞轩辕戏，尽享韩沟社火情”，轩辕瘫舞爱社艺术团联合寿阳职中催舞艺术团的学生演员共同表演催舞“爱社”。演出团由24人组成，表演武势的基本动作，故事情节涉及战前准备、倒上墙、摆阵对垒、直墙、队形布阵、小场、过关、偷袭、跃城夺旗、攻城胜利、百姓沿街犒赏等。除了较为原始的表演，寿阳县文旅局还联合寿阳县职业中学、新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精心打造非遗精品艺术节目《俺舞千秋》，对传统“爱社”做舞的文化符号进行转换重组，将轩辕黄帝将士们的英雄气概结合现代审美进行崭新演绎，增强了当代观众的文化认同感。

1.2.2旅游文化传承场域

节庆仪式类非遗具有地域特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