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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第10章读书笔记

《回到保安》作为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关键章节，以亲历者的独特视角，褪去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通过对人物、生活、思想与历史的多维呈现，勾勒出1936年西北苏区的真实图景。斯诺以客观冷静的观察与饱含温度的笔触，既记录了红军与苏区的具体样貌，也展现了中国革命背后的精神力量与复杂关联，为后世留下了兼具史料价值与思想深度的文献记录。

一、苏区人物：平凡中的信仰之光

斯诺在保安及周边地区的见闻中，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些鲜活立体的苏区人物。他们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经历，却因共同的信仰汇聚成革命洪流，用平凡的生命书写着不凡的追求。

64岁的红军战士老李是山西洪洞县的former肉贩，因不堪阎锡山政权的苛捐杂税，毅然投身红军。这个自称“年纪最大的红军战士”，虽未能奔赴前线，却以看马为责，自豪地向斯诺展示自己四个月学会的二百多个汉字，歪歪斜斜的字迹里满是对新生活的热忱。他那句“卖肉是龟儿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直白地道出了红军为被压迫者战斗的正义性，也彰显了底层民众在革命中获得的精神觉醒。相较于旧中国底层百姓麻木隐忍的生存状态，老李的选择与坚守，印证了红军不仅是军事力量，更是唤醒民众尊严与希望的火种。

另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被称为“礼拜堂”的贾河忠。这位曾在美国教会医院工作的基督教徒，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疤加入红军，身兼药剂师与战士双重身份。他始终坚持祷告，却坚信红军是“正直的好人”，即便面临斯诺对美国医生建议的质疑，仍坚定维护与李仁医生的情谊，并期盼革命胜利后重返药房工作。贾河忠的经历打破了人们对红军的刻板印象——苏区并非排斥宗教信仰，而是实行“做礼拜自由”的宽容政策，这种包容背后，是共产党对不同背景革命者的接纳，也是对“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理念的践行。

除了普通战士，苏区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同样展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独臂将军蔡树藩机灵风趣、善于辞令，虽在战斗中失去一臂，却丝毫不影响打球打牌的热情，更以乐观心态面对生活与革命。他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收获爱情，却也因伤残担忧婚姻，这种兼具革命豪情与生活柔情的形象，颠覆了传统革命叙事中领袖人物的扁平化塑造。而德国顾问李德、政委伍修权等人与斯诺的网球之约，三种语言交织的赛场场景，既展现了苏区生活的松弛感，也暗示了革命阵营的国际化背景。

这些人物并非完美的“英雄符号”，而是有着喜怒哀乐、优缺点的普通人。他们中既有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有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既有虔诚的宗教信徒，也有无神论者。但正是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因对正义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对民族未来的期盼，凝聚在红军的旗帜下，构成了红色中国最坚实的根基。斯诺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细致刻画，让读者看到革命的主体并非抽象的“阶级”，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信仰有温度的个体。

二、保安生活：艰苦中的生机与坚守

保安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物资匮乏是最直观的体现。斯诺的日常饮食以小米为主，辅以白菜、辣椒等简单蔬菜，偶尔能吃到猪肉或烤羊肉串已是难得的改善。他曾尝试用可可粉和猪油制作巧克力蛋糕，却因烘箱简陋而失败，最终只能“乖乖地吃我的小米”。苏区军民的饮食同样简朴，长期缺乏营养导致许多人患有胃溃疡等肠胃疾病，但斯诺从未听到有人诉苦，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动容。

物资的匮乏并未磨灭苏区的生活气息与精神活力。相反，这里的人们在艰苦环境中创造着丰富的精神生活。红军大学的学员每天坚持十个小时的高强度学习，即便条件简陋仍异常努力；新兵教导团的战士们终日操练、打球唱歌，夜晚的苏区歌声嘹亮，回荡在山谷之间。斯诺与李德、蔡树藩等人的网球赛，外交部里流行的“勒美”扑克游戏，甚至吸引了周恩来夫人、毛夫人等女同志参与，这些细节展现了苏区军民并非只知战斗与工作的“苦行僧”，而是有着正常生活情趣、懂得苦中作乐的普通人。

苏区的教育与文化建设更彰显了其长远眼光。保安掀起了新的群众教育运动，即便是外交部的小鬼也需每日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与地理课。鲁迅纪念图书馆的建立，成吨新书的涌入，让这个偏远的苏区成为知识传播的阵地。两千名学员涌入“抗日大学”，五百名学员进入党校，还有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学员及各类技术人员前来学习，展现了苏区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与包容。这种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革命理念的传播，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骨干力量。

社会治理方面，苏区展现出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里废除了封建糟粕的“中国礼节”，人们相处直截了当、坦率简单；阶级歧视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不问国界的阶级对抗”；妇女地位得到提升，她们积极参与革命工作，为战士们送点心、茶水，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斯诺观察到，苏区的社会秩序井然，军民关系融洽，农民们自发地欢迎凯旋的红军，农卫队与少先队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支持，这种鱼水深情正是苏区政权稳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