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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章的阅读笔记——

于绝境中铸丰碑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篇《长征》中，以亲历者的客观视角与饱含敬意的笔触，勾勒出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阔史诗。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红军突破重重封锁、跨越天险的军事奇迹，更揭示了这场“举国大迁移”背后的信仰力量与民心根基。通过对第五次围剿、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等关键历史片段的细致描摹，斯诺为我们还原了一段在绝境中坚守理想、在磨难中凝聚力量的伟大征程，其蕴含的精神价值至今仍熠熠生辉。

一、历史绝境：第五次围剿与战略转移的必然

华南苏区六年的发展，为红军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军事力量。在土地革命的推动下，苏区实现了土地重新分配、捐税减轻，集体企业蓬勃发展，失业、鸦片等社会顽疾绝迹，群众教育取得跨越式进展。兴国县百分之八十的识字率，甚至超越了洛克菲勒资助的定县教育试验，这些成就让红军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他们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土地与权利，甘愿投身革命战争。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更是证明了红军运动战的卓越战术与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然而，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成为红军面临的空前危机。蒋介石调集九十万大军，其中四十万直接参与赣闽苏区作战，凭借优势资源、现代化装备与近四百架作战飞机，构建了严密的军事封锁网。与红军的“隔绝状态”不同，国民党军队拥有外部世界的无限供应，其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战术”，通过修建数千英里军事公路与上万个碉堡，将红军逼入消耗战的困境。红军被迫放弃擅长的运动战，转向不适应的阵地战，加之封锁导致的物资匮乏（尤其是缺盐），红色根据地已难以承受持续的军事与经济压力。

这场历时一年的艰苦抵抗，让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死伤超过六万人，苏区平民牺牲更是触目惊心。在这样的绝境下，战略转移成为唯一选择。1934年10月16日，九万红军主力在雩都集结，分纵队秘密西进，突破国民党碉堡封锁线，一场震惊世界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斯诺敏锐地指出，这次转移并非溃退，而是“计划周密、很有效能”的战略行动，其背后是红军在逆境中求生的智慧与勇气。

二、征途淬炼：突破天险与战术智慧的彰显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不仅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更有自然天险的严峻考验。从江西到陕西，红军迂回曲折，跨越十八条山脉（五条终年积雪）、二十四条河流，途经十二个省份与六个少数民族地区，在世界上最险峻的地带完成了近乎奇迹的行军。平均每天七十一华里的行军速度，三百六十八天中二百三十五天用于白天行军、十八天用于夜间行军，仅休息四十四天，这样的强度背后，是红军钢铁般的意志与高效的组织能力。

突破四道封锁线的过程，充分展现了红军的战术调整与应变能力。初期因路线固定、运输负担过重，红军在湘桂边境损失惨重，人数减少三分之一。进入贵州后，红军及时改变战术，采取声东击西、多纵队配合的钳形攻势，精简装备、夜间行军，成功摆脱敌军围堵。皎平渡奇袭堪称战术典范：红军伪装成国民党军队，仅凭一只渡船昼夜转运九天，全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未损一兵一卒，彻底甩开追击的敌军。

大渡河战役则是长征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战。斯诺将其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覆灭相呼应，凸显了此战的生死攸关。红军汲取石达开贻误军机的教训，快速北进，刘伯承将军通过歃血为盟的方式，与彝族首领结成同盟，顺利穿过彝族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安顺场强渡与泸定桥飞夺两场战斗，展现了红军战士的极致英勇：十七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乘渡船突破急流；三十名敢死队员攀爬光秃秃的铁索，在敌人机枪扫射与火焰封锁中冲锋，最终成功占领泸定桥。这些战斗不仅打破了蒋介石“重演石达开悲剧”的企图，更彰显了红军“为胜利甘于送命”的革命英雄主义。

斯诺在描写这些英雄事迹时，并未刻意神化，而是通过具体细节展现其真实性：年轻的战士大多不到二十五岁，他们在战斗中会受伤、会牺牲，但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这种真实的英雄主义，让长征的奇迹更具震撼力——他们既是平凡人，也是为信仰挺身而出的勇士。

三、精神内核：信仰支撑与民心向背的抉择

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坚定的信仰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斯诺在书中写道，千千万万青年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在过雪山时，衣衫单薄的南方战士面对零下严寒，成百上千人倒在途中却无人退缩；过大草地时，红军在沼泽密布、大雨连绵的绝境中，生吃青稞、野菜，仅凭山民指引的曲折足迹前行，许多人陷入沼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前进的信念。

这种信仰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植根于切实的革命理想。红军沿途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烧毁地契、取消捐税，让广大农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与国民党军队的掠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许多贫苦农民主动加入红军，补充了队伍的新鲜血液。斯诺记录道，红军在贵州招兵二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