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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严禁违规饮酒的心得体会

作为一名基层公职人员，从事乡镇综合管理工作已近十年，我深刻体会到纪律规矩是公职人员的“生命线”。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地陆续出台严禁违规饮酒的刚性规定，从“工作日午间禁止饮酒”到“任何公务活动禁止饮酒”，从“八小时内”延伸至“八小时外”，这些制度的细化和完善，让我对“违规饮酒”这一看似“小事”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知。这种认知不是停留在“不敢违”的被动服从，而是逐渐升华为“不想违”的思想自觉，其中既有对纪律红线的敬畏，更有对职业使命的坚守。

一、从“酒桌文化”到“纪律雷区”：对违规饮酒危害性的再认识

参加工作初期，我曾对“禁止违规饮酒”的规定存在过模糊认知。那时总觉得，基层工作需要和群众打成一片，酒桌上推杯换盏是拉近关系的“传统方式”；遇到上级调研、兄弟单位交流，喝点酒是“表达热情”的必要礼节；甚至认为，能喝酒、会喝酒是“有能力”“够实在”的表现。这种错误观念，让我在刚入职的几年里，偶尔会在公务接待中“破戒”。直到2019年参与处理一起因违规饮酒引发的责任事故，才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一个暴雨后的清晨，我镇应急办一名干部前夜参与某企业的“感谢宴”，席间饮用了白酒。次日凌晨接到水库水位超警戒线的紧急通知，该干部因醉酒未能及时到岗，导致巡查延误，最终下游农田被淹，群众损失达30余万元。虽然事后该干部被党纪处分并调离岗位，但群众在信访中那句“干部喝醉酒，我们遭了罪”的质问，像重锤一样敲在我心上。这让我意识到，违规饮酒绝不是个人“喝多喝少”的私事，而是关乎群众利益、关乎政府公信力的大事。

从制度层面看，违规饮酒触碰的是多条纪律红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违反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行为纳入处分范围。而违规饮酒往往与超标准接待、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工作日饮酒影响履职等问题交织，极易衍生出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规吃喝问题占比13.3%，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违规饮酒。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个被酒局“围猎”的干部，是一个个被“酒杯”冲垮的防线。

从职业形象看，公职人员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群众评价干部，往往从“一顿饭、一杯酒”的细节开始。如果干部在酒桌上称兄道弟、酒气熏天，甚至酒后失言、耍酒疯，群众只会觉得“干部不靠谱”；如果干部在公务活动中坚持“滴酒不沾”，展现出清醒的头脑、严谨的作风，群众自然会信任“这样的干部能干事”。我所在的乡镇有位老支书，任职20年从未在群众面前喝过酒。他常说：“和群众坐一条板凳，喝碗茶比喝瓶酒热乎；给群众办件实事，比敬十杯酒实在。”如今他退休多年，群众提起他仍竖大拇指，这就是“不沾酒气”带来的“人气”。

二、从“被动守规”到“主动拒酒”：纪律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真正让我实现思想转变的，是2021年参加的一次党纪学习教育。当时，县纪委监委组织我们观看了《酒局背后的“围猎”》警示片，片中某县交通局长因长期接受工程老板宴请，在酒桌上称兄道弟，最终被“温水煮青蛙”，先后收受300余万元贿赂，从“喝酒办事”演变成“办事喝酒”，最终锒铛入狱。他在忏悔录中写道：“第一次喝酒时，我以为只是联络感情；第二次喝酒时，我觉得收点小恩小惠没关系；直到被留置的那天，我才明白，酒杯里装的不是情谊，是陷阱。”这段忏悔让我冷汗直冒——原来，酒局的“糖衣”下，藏着的是权力寻租的“炮弹”。

从那以后，我开始刻意观察身边的“酒局文化”。发现很多所谓的“朋友聚会”，背后都有“目的性”：有的是管理服务对象想“拉近关系”，有的是项目负责人想“提前沟通”，有的是同事想“请托办事”。有一次，辖区内某养殖场老板以“感谢前期帮忙协调用地”为由，邀请我参加私人宴请，席间特意准备了高档白酒。我刚要婉拒，他说：“就我们几个熟人，喝两杯不违规吧？”这句话让我警觉——他所谓的“熟人”，正是利用我公职人员的身份；他所谓的“不违规”，恰恰是想让我突破纪律底线。我当场明确表示：“政策允许的事，不喝酒也能办；政策不允许的事，喝多少酒也办不了。咱们有事坐办公室谈，清茶一样能解渴。”事后，该老板不仅没有不满，反而在村民大会上说：“这样的干部，办事公道，我们信得过。”这件事让我明白，坚守纪律不仅不会疏远群众，反而会赢得更长久的信任。

在日常工作中，我总结出“三问三不”的拒酒原则：赴宴前问“和谁喝”（是否管理服务对象）、“为什么喝”（是否存在请托事项）、“在哪喝”（是否可能造成不良影响）；酒桌上坚持“不主动提酒”“不劝酒”“不代酒”。去年夏天，镇里组织防汛演练，结束后有村干部提议“庆祝一下”，我当场提议改到食堂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