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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违规收受礼金检讨书

2023年3月至5月期间，我在负责处理某小区邻里纠纷调解工作时，先后三次违规收受当事人张某所送现金及礼品。第一次是3月12日，张某到派出所找我咨询调解进展，离开时趁我不备将一个装有2000元现金的信封塞进我办公桌抽屉；第二次是4月5日，张某以“感谢日常照顾”为由，将一盒茶叶（后经清点内附3000元现金）放在我办公室门口；第三次是5月18日，调解协议达成当天，张某在小区门口拦住我，硬塞给我两条香烟（价值约1500元）。直至6月纪委介入调查前，我始终未主动上交或退还上述财物，反而存在“对方是普通群众，金额不大不会被发现”“调解工作确实费了心思，收点东西是人情往来”等错误认知，最终酿成严重违纪问题。

现在回想这些细节，每一幕都像重锤敲打在心上。作为身着警服的执法者，我本应是守护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却亲手撕开了纪律的口子。张某第一次送钱时，我虽有过短暂犹豫，但转念想到“调解还没结束，退回去可能影响后续沟通”，便自我安慰“暂时保管，等事情了结再还”；第二次收到茶叶时，我清楚包装异常厚重，拆开发现现金后，既没有立即联系张某退回，也没有向所领导报告，反而将钱锁进私人储物柜；第三次收香烟时，我明知调解已完成，张某的目的是“巩固关系”，却抱着“反正事情办完了，收点小东西不算大错”的侥幸，将香烟带回了家。这些看似“小打小闹”的妥协，实则是对纪律红线的步步踩踏，是对人民警察身份的彻底背叛。

我深刻认识到，这绝不是简单的“人情往来”，而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警纪警规的行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明确规定“严禁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财物、宴请和其他利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将“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列为严禁行为。我作为有着12年党龄的老党员、从警15年的民警，本应对这些规定烂熟于心，却因为长期放松自我要求，逐渐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更严重的是，我的行为直接损害了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张某之所以送钱，本质上是担心“不表示表示”就得不到公正处理；而我收受财物的举动，恰恰坐实了他“花钱才能办事”的错误认知。这种“权力寻租”的恶劣影响，比我收受的几千元财物更具破坏性——它让群众觉得“法律不如人情，规矩不如关系”，让我们平时宣传的“公平正义”成了空洞的口号。

反思错误根源，首要原因是理想信念的滑坡。这些年，我总觉得自己“业务熟练”“经验丰富”，把更多精力放在处理具体案件上，却忽视了政治理论学习。2022年以来，我仅参加过3次支部组织的廉政教育专题学习，个人自学几乎为零，对必威体育精装版的纪律要求一知半解。当张某第一次送钱时，我甚至错误地认为“基层调解工作复杂，适当收受小恩小惠能拉近群众距离”，完全忘记了“人民警察必须清正廉洁”的根本要求。

其次是纪律意识的淡薄。我错误地将“熟人社会”的世俗规则带入执法工作，把“抹不开面子”当成了违纪的借口。张某是辖区内经营小超市的个体户，平时见面总会递根烟、聊几句家常，我便逐渐放松了警惕，认为“都是熟人，他不会害我”。这种“亲清不分”的交往方式，让我在利益诱惑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定力。直到纪委找我谈话时，我才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从“被动收受”变成了“默认接受”，彻底丧失了一名警察应有的原则性。

再者是侥幸心理的作祟。我片面认为“基层民警权力小，收点小钱没人注意”“张某是老实人，不会主动举报”，甚至幻想“等过段时间找机会退回去就没事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让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纪律监督的“天眼”无处不在，任何违纪行为都不可能永远隐藏。这次组织的调查，既是对我的警示，更是对我的挽救——如果继续放任下去，我很可能在更大的诱惑面前越陷越深，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针对这些问题，我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措施，并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改过的决心。首先，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防线。我已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每天抽出1小时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等文件，每月撰写2篇学习心得，主动向支部书记汇报学习情况。7月以来，我已系统学习了《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并重点标注了“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条款，时刻提醒自己“底线不可越，红线不可碰”。

其次，严守纪律规矩，规范交往行为。我向组织作出书面承诺：今后与群众交往时，严格保持“亲清”关系，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或宴请；遇到当事人赠送财物的情况，第一时间当场拒绝，无法拒绝的立即上交纪检部门。为了避免“抹不开面子”，我已向家人、同事明确表态，若发现我收受财物，必须及时提醒、坚决制止。同时，我主动申请调整工作岗位，暂时不再参与涉及群众利益的调解、审批等工作，待组织考察合格后再逐步恢复相关职责。

再者，主动弥补过失，修复警民关系。我已联系张某，当面退还了全部现金及礼品，并郑重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