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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犯罪刑罚配置的优化与完善：基于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环境犯罪作为对环境资源的严重侵害行为，不仅破坏生态平衡、威胁人类健康，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各类环境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其严峻现状令人堪忧。从非法排污导致水源污染，到盗伐滥伐引发森林资源锐减，再到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破坏生物多样性，环境犯罪的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日益加深。

在我国，环境犯罪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一些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肆意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部分地区由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环境犯罪行为屡禁不止，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例如，某些化工企业私自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河流，导致周边水体污染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用水安全，对农业灌溉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一些不法分子在自然保护区非法采矿，破坏了当地的地质结构和生态系统，导致珍稀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这些环境犯罪行为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优化环境犯罪的刑罚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刑罚配置能够对潜在的环境犯罪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从而保护生态环境的安全与稳定。通过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严厉的刑事制裁，可以让犯罪者认识到其行为的严重后果，使其不敢轻易涉足环境犯罪领域。同时，刑罚的实施也能够对其他企业和个人起到警示作用，促使他们增强环保意识，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积极采取环保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法治建设方面，完善环境犯罪的刑罚配置是健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法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合理的刑罚配置能够使环境犯罪的惩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得到有效维护。通过对环境犯罪刑罚的不断完善，可以填补法律漏洞，加强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环境犯罪的成本，使环境法律体系更加健全和完善。这有助于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环境犯罪刑罚配置的研究起步较早。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附属刑法模式，将环境刑罚条款寄生于行政法内，通过大量的单行环境法规来规定环境犯罪及其刑罚，这使得环境犯罪刑罚配置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根据环境问题的变化及时调整刑罚措施。例如，美国在《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一系列环境单行法律中，对各类环境犯罪行为规定了详细的刑罚，包括罚金、监禁等，对环境犯罪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大陆法系国家则较为注重环境犯罪理论的研究，德国在1870年普鲁士帝国颁布的《刑法》中就有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最终在刑法中设立专门一章针对危害环境罪，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环境犯罪刑罚体系，涵盖了多种刑罚种类，对不同程度的环境犯罪给予相应的惩处，充分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日本通过《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惩治法》等法律，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引入因果关系推定等原则，降低了环境犯罪的追诉难度，提高了对环境犯罪的打击效率。

国内对于环境犯罪刑罚配置的研究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而逐渐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犯罪刑罚配置进行了探讨。在立法理念方面，强调应将生态文明价值目标融入环境犯罪刑罚配置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确立资源永续、环境良好和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使刑罚配置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在罪名体系完善上，提出应进一步细化环境犯罪罪名，针对污染空气、土壤、水体、海洋等不同行为分别确立罪名，加强对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刑法保护，填补法律空白，使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更加全面、科学。对于刑罚种类的设置，有观点认为应增加资格刑的适用，如禁止从事相关行业、吊销许可证等，剥夺犯罪者再次实施环境犯罪的能力和资格；同时，强化罚金刑的运用，根据犯罪情节和危害程度合理确定罚金数额，提高环境犯罪的经济成本。还有学者主张引入恢复性制裁，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刑罚附随制裁，要求犯罪者承担生态修复义务，以实现对受损生态环境的恢复和补偿，更好地体现刑法的生态保护功能。

然而，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国际合作方面，虽然认识到环境犯罪具有跨国性，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协作，但对于如何具体开展国际合作，如跨境环境犯罪的管辖权协调、证据的跨境采信、司法协助的具体机制等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缺乏可操作性的建议。在刑罚配置与环境犯罪特点的契合度上，虽然已经意识到环境犯罪危害范围广、危害周期长、不易恢复等特点，但在刑罚设置上，对于如何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实现刑罚的精准打击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