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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坪的春天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尘土飞扬中，那个叫瓦窑坪的村子终于出现在眼前。土坯墙歪歪斜斜，牛羊粪便在路边堆成小山，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扒着篱笆，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外来者。2018年的那个初秋，我作为驻村扶贫工作队的一员，第一次踏上了这片贫瘠却又充满希望的土地。

村支书老杨把我领到村委会时，屋檐下的燕子正衔着泥巴修补巢穴。“张同志，咱村128户人家，41户是贫困户。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剩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娃娃。”他粗糙的手掌在褪色的扶贫手册上重重划过，指甲缝里还嵌着新鲜的泥土。那天傍晚，我躺在村委会阁楼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狗吠，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扶贫”这两个字的重量。

教室里的阳光

走访的第一户贫困户是李大爷家。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昏暗的堂屋里，三个孩子正围着炕桌写作业。最小的丫头李娟娟才七岁，握着铅笔的手冻得通红，在作业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生字。“娃们妈走得早，他爸在山西下煤窑，一年回不来一趟。”李大爷卷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阴影里明灭，“娟娟眼睛不好，黑板上的字总看不清，老师说她上课老走神。”

第二天我特意去了村小学。三间平房是上世纪90年代的建筑，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啦啦响。五年级的教室里，四十多个孩子挤在破旧的课桌椅上，讲台上的老师正用沙哑的声音讲解数学题。我注意到坐在最后一排的娟娟，总是使劲眯着眼睛往前凑，小眉头拧成了疙瘩。

回到村委会，我连夜写了份申请报告。联系县城的眼镜店时，老板听说要给山区孩子配眼镜，当即表示愿意半价优惠。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大爷时，他却一个劲摆手：“庄稼人哪用得着那洋玩意儿，浪费钱！”我只好拉着老杨一起上门劝说，讲近视不矫正会影响学习，甚至影响以后考学打工。磨了三个晚上，李大爷终于点了头，只是背地里偷偷往我包里塞了十几个自家种的核桃。

配眼镜那天，娟娟怯生生地攥着我的衣角。当验光师摘下试戴镜时，小姑娘突然指着窗外的麻雀喊：“张叔叔，我看见鸟毛了！”阳光透过新换的玻璃窗照在她脸上，睫毛上的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天下午，我又联系了以前的大学同学，他们募集了一批图书和过冬衣物。当志愿者们把崭新的羽绒服穿在孩子们身上时，娟娟悄悄告诉我：“老师说，戴上眼镜的我，眼睛像星星。”

花椒树下的希望

瓦窑坪的山坡上种满了花椒树，只是多年来没人懂科学管理，产量一直上不去。贫困户王二柱家有十亩花椒地，去年收成卖了不到三千块。“这玩意儿娇气，旱了不行涝了不行，病虫害一来更是颗粒无收。”他蹲在地里，看着挂满枝头的青花椒唉声叹气。

我带着问题去县农业局请教，技术员老李听说后，主动提出要来村里指导。可真到了要组织培训的时候，又犯了难——村民们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又怕耽误看孩子。最后我们把培训地点设在村委会大院，每天傍晚开课，还特意请村妇联主任煮了绿豆汤。

第一堂课只来了五个人。王二柱蹲在角落里抽着烟，有人小声嘀咕：“城里人的法子，咱这山沟沟里能用？”老李不恼，拿出带来的花椒样品，用游标卡尺测量颗粒大小，又用检测仪演示不同施肥量对产量的影响。当数据清晰地显示科学管理能让亩产提高三成时，原本喧闹的屋子渐渐安静下来。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带着村民给花椒树修枝、追肥、防虫害。王二柱学得最认真，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有次突降暴雨，他披着塑料布在地里挖排水沟，直到凌晨才回家。秋收时，他家的花椒果然比往年多收了两千多斤。卖完花椒那天，他揣着鼓鼓囊囊的存折跑到村委会，非要请我们去镇上吃羊肉面。“张同志，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他举杯的手一直在抖，酒洒在桌子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山路上的变迁

村里的路是块心病。下雨时泥泞不堪，收割机开不进来，收庄稼全靠人背马驮。贫困户周大妈的儿子就是因为赶山路送花椒，摔断了腿，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要是路能修好，我家强子也不会遭那份罪。”大妈抹着眼泪说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修路需要五十万资金，这对集体经济为零的瓦窑坪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和老杨跑遍了县交通局、发改委，不知磨了多少嘴皮，看了多少脸色。有次在县政府门口等局长，从早上等到天黑，晚饭就啃了个干馒头。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修路项目终于批了下来。

开工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七十多岁的周大爷扛着铁锹走在最前面，他说要亲眼看着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推土机碾过凹凸不平的土路时，扬起的尘土里混杂着笑声和欢呼声。王二柱的花椒通过新修的路运出去，比往年多卖了两成价钱；李娟娟再也不用踩着泥水里的石头去学校，新球鞋能穿整整一个学期。

20X0年深秋，我结束驻村工作离开瓦窑坪时，村里已经盖起了崭新的文化广场，花椒加工厂的机器轰隆隆响着，电商服务站里，年轻人正忙着打包发往全国各地的快递。娟娟追着我的车跑了很远，手里举着她画的画：红色的花椒树下，一条笔直的水泥路通向远方，路边的向日葵全都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