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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起到式微：1950-1958年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探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连接政府与企业的重要桥梁，同业公会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作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行业组织，其发展轨迹与时代变革紧密相连。深入研究该公会在1950-1958年间的历史，对于全面理解建国初期上海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国初期，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业在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在1949-1953年，该业私商在调剂城乡物资、沟通内外交流方面具有独特价值，是国家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在这一时期承担起管理私商的责任，尽管其性质已不再完全独立，但凭借健全的机构和完善的制度，在行业管理、业务促进、会员改造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公私合营的推进，私商性质发生根本变化，逐渐被剥离出公会的管辖范围，公会也随之失去了存续的基础，最终在1958年结束会务。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同业公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兴衰，也折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全貌。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学界对于1950年代同业公会的消亡原因尚未进行深入探讨。对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的研究，有助于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丰富对建国初期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认识。通过呈现该公会的建立、发展和衰亡历程，系统阐述其在性质演变、会务失衡和会员减少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客观评析功能弱化这一内因，能够更全面地展现同业公会在1950年代的历史变迁和生存状态。

在现实意义方面，当前上海正致力于“两个中心”建设，对外贸易的支撑作用不言而喻，而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在其中的协助也至关重要。研究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的历史，不仅可以推动现代同业公会史的相关研究，拓宽城市史的研究视野，还能为当前促进经济类社会团体的有序发展、加强政府与行业组织间的协调配合提供有益的借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国同业公会的研究起步较早，一些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中国的行业组织。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行会的探讨，如玛高温（D.J.Maegowan）、马士（H.B.Morse）等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行会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根岸佶、清水盛光等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行会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中国传统行业组织的认识。不过，这些早期研究多聚焦于传统行会，对于建国后的同业公会尤其是特定时期的个案研究较少涉及。

国内学界对同业公会的研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1949年前，中国学者全汉昇对行会起源及至近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有系统论述，李森堡、骆清华等则对正值发展中的同业公会实务有所讨论。但当时的行会研究与同业公会同列较少，问题也缺乏交叉。1949年后至80年代，行会史主要围绕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展开，争论焦点在于行会是否阻碍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对建国初期同业公会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清民初的行会重建与转型问题成为研究重点。不少学者认为会馆、公所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冲击，面临解体和重组，而同业公会正是其组织继承者，二者间的比较研究受到关注，彭泽益、唐力行、邱澎生、王翔、彭南生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进入21世纪，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同业公会研究在宏观制度及行业、市场层面都有所突破，成为行业经济史与市场制度史的交汇点。但对于1950-1958年间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发展与转型，对建国初期同业公会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的演变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在1950-1958年这一关键时期，关于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在促进经济恢复、参与行业管理、应对政策变革等方面的具体作用和变化过程，尚未有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学者从宏观的经济史或社会史角度进行探讨，缺乏从微观层面深入剖析公会内部运作、会员关系以及与政府互动的具体机制。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虽然有学者运用了档案资料，但对于未刊档案和报纸等文献资料的发掘仍不够充分，导致对一些历史细节和深层次问题的理解存在一定局限。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在1950-1958年间的发展历程与历史意义。

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通过广泛搜集和整理各类相关文献资料，包括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的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