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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拉特中旗看“县权公开”改革的实践、困境与突破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县级政权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郡县治，天下安”，深刻阐述了县级政权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全国现有2800多个县级政权，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的70%以上。县级政权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负责将中央和省级政策落实到基层，确保国家意志在广大农村和城镇地区得以贯彻；也是地方发展的领导者，承担着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职责。从经济角度看，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关键作用；从社会层面而言，县级政权直接面对广大基层群众，其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感，对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深远影响。

然而，近年来县级政权面临诸多挑战。政治生态方面，部分地区出现恶化现象，一些不良风气在县域官场滋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腐败案件增多，尤其是县委书记等关键岗位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相关统计和研究，在腐败群体中，县级官员占比较大，县委书记的腐败问题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涉及用人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等多个方面。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破坏了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县域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此外，县级政权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度，导致权力滥用的风险增加。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制度约束，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范权力运行；加大监督力度，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对县级政权的全方位监督；强化惩处力度，对腐败行为零容忍，依法严肃查处腐败案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良趋势，但县级政权过于集权等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此背景下，“县权公开”改革试点应运而生。

2009年3月至2012年7月，中纪委、中组部共同推动，在全国69个县级地区开展“县权公开”改革试点。改革旨在规范县级党政权力关系，明确权力边界，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让权力行使的步骤和程序清晰明了，便于监督；完善“三重一大”制度，确保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的决策科学、民主、透明；强化决策公开，将决策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整合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增强对县级权力运行的监督实效。通过这些举措，“县权公开”改革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如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减少权力滥用的空间；提升源头防腐水平，从制度层面预防腐败的发生；强化县政监督力量，使监督更加有力、有效。

本研究以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乌拉特中旗为例，深入分析“县权公开”改革试点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丰富和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和权力监督制约的理论体系。当前学界对县级政权的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对于“县权公开”改革这一新兴领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本研究通过对乌拉特中旗的案例分析，能够为进一步研究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等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参考，推动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实践中，为其他地区推进“县权公开”改革提供借鉴。乌拉特中旗在“县权公开”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做法，以及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通过对其深入研究，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能够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参考，帮助他们少走弯路，更好地推进“县权公开”改革，促使县级政权步入规范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运行轨道。有助于提升县级政权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通过解决“县权公开”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能够增强县级政权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地方权力公开与监督的研究，多基于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在权力监督方面，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理论，主张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开，使它们相互制衡，防止权力滥用，这一理论为西方权力监督体系奠定重要基础。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议会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多元化监督体系。议会通过立法审查、财政监督等方式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社会监督则涵盖媒体监督、公民监督和社会组织监督等，媒体凭借其广泛的传播力，对政府权力运行进行曝光和监督，公民可通过选举、信访等途径表达对政府的监督诉求，社会组织也在权力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如环保组织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监督。

在权力公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