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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矿税银两、正额税课与晚明财政

方兴

晚明财政有两大特点：一是应急财政，二是白银财政。之所以称为“应急财

政”，是因为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包括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朝鲜之役，女真崛起并席

卷辽东，持续的重大及特大旱灾、疫灾，始发于陕西并呈燎原之势的民变，以及明

廷的“三王并封”、“二王就藩”，都需要国家财政应急支持。应急财政不可避免地

对张居正改革确定下来的原额财政产生冲击。之所以称为“白银财政”，是因为随

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繁荣、社会财富积累、走私贸易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

社会多元化转型，白银在更多领域流通；与此同时，随着大航海时代而来的贸易全

球化，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既刺激国内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又推进了正在发

生的白银货币化。这两股“白银潮流”交互作用，对明朝财政产生巨大冲击，使得

白银货币化、财政白银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晚明财政中的表现，就

是原额财政的统计白银化和应急财政的白银货币化。

明神宗朱翊钧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掠夺性征收矿税银两，以及其后的三饷加

派，正是晚明应急财政和白银财政相结合的突出表现。此事对当时经济影响重大，

①

加剧了社会危机，“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那么，这一被视为明亡之“兆”的

事件，是如何经多方博弈，由掠夺城乡财赋的矿税银两转变为带有工商税性质的正

额税课，继而成为明朝税制改革的契机与尝试？在矿监税使活动的20多年里，矿

税银两/正额税课究竟征收了多少，在晚明财政中居何种地位？当争议趋于平静时，

正额税课为何在神宗去世后就被废止，又给晚明政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对以

上问题进行讨论，揭示晚明国家财政如何在应急与原额间进行协调，政治制度与社

本文系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明

代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航海时代’与晚明财政研究（158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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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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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食货志五》，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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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

会发展、各阶层利益的矛盾如何导致严重后果，以及晚明财政又是如何与其他因素

一道，将明亡之“兆”变为明亡之实。①

一、岁额的提出与矿税银两向正额税课转变

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至二十七年正月，原奏官提供的关于矿源及税源

的信息，使神宗及其支持者产生严重误判，即市场流通的白银中，相当部分是“奸

民”采矿而来。神宗因此不断派出矿监税使往各地开矿征税，但一段时间后，几乎

所有派出的矿监都反复报告：矿脉细微，开采得不偿失；各地大量遗税、漏税的说

法，多属夸大其词。然而，皇帝、矿监税使及追随开矿征税的奏带官等对财富的欲

望已被挑起，不可能轻易放弃。于是，神宗不断下诏，严厉指责开矿征税不力的宦

官，惩治抵制开矿征税的文官，导致矿监税使、奏带官及随行人等在各地强征暴

敛，不但引发各地民众的谴责和抗争，也遭到文官的进一步批评和抵制。

为满足皇室的财富需求，同时避免无序开矿征税引发社会动荡，万历二十六年

十月，直隶巡按御史秦懋义根据“开采之处，岁解已有成规”的事实，提出“酌为

定额，责之抚、按”的主张：

臣查邸报，万历二十四年起至今二十六年，历两年，顺天之所解进者

共四万余两，或秋盈而夏缩，或彼多而此少，臣按岁而派分之，则每岁可

二万者，其大都也。山东则解二万四千余两，每岁可得一万两。河南、山

西各解二万两，每岁可各得八九千两。浙江共解二千两，每岁可得八九百

两。诚即此定额，责成抚、按，令廉能府佐兼任其事，另立开采银两名

南炳文、汤纲对矿监税使搜刮的矿税银两作过较仔细的统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