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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日巡回与清朝外交 1882年《美籍华人口贸易条约》的签署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以此为标志,东亚的传统世界秩序最终瓦解,近代新型国际关系开始确立。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一条约的签定是清政府推行以“条约体制”为中心的新朝鲜政策的直接结果,在此过程中,何如璋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本文将以何如璋担任驻日公使期间的外交思想和活动为中心,简要分析他在新朝鲜政策实施和《朝美通商条约》签定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何如璋及其新朝鲜政策的过渡特性作一初步评价。 一、 扩大对朝“控制日本”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大埔人。他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1861年中举,1869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编修,后为侍讲。由于西风东渐的影响,他能“知世变已亟,非拘常习故者所可拯救”,转而究心时务。在做编修、侍讲时,经常来往于天津、上海等地,“与中外士商游”,并向当地的传教士了解西方情形。他与当时朝廷中坚守祖宗之制的清流派不同,而是颇近于洋务之路,于文独推曾文正,于事则服膺李少荃。所以李鸿章与之一见,即“大异之,退语人曰:‘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向枢臣沈葆桢“以使才荐”(P8)之。1877年,何如璋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日公使。在离沪赴任之前,他曾专程到天津,“谒李伯相,语使事颇详”(P86)。李鸿章要求他赴日后留心朝鲜问题,如有必要,应居于日、朝之间进行调解(P277)。但是,何如璋到达日本后首先面对的,不是朝鲜而是琉球问题。 1877年,日本终止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关系,并在那里设立了日本内务卿的办事处。4月12日,琉球国王尚泰秘密派遣两名专使抵达福州,请求中国的援助。根据闽浙总督的提议,清政府于6月24日命何如璋就阻止琉球入贡之事与日本人交涉(P150)。经过慎重的观察和分析,何如璋于1878年初致函李鸿章,提出了自己对琉球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日本国小民弱,“欲倚我为援”;外债沉重,无力购买军火船械;军队人数少,军事实力在我之下;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总之,何如璋认为,日本并不像中国国内所想象的那么强大,所以他估计日本不敢因为琉球问题而“遽开战端”,清政府则应该据理力争,摆出强硬姿态,以保护琉球的藩属地位(P46-47)。 虽然琉球事件的最后处理并未如何如璋所愿,但它却引发了何如璋和其他清廷要员对朝鲜局势的进一步关注。此时何如璋已经意识到,日本“一于台湾,二于朝鲜,三于琉球”均怀有领土野心(P54)。如果琉球被吞并,将导致日本对中国其他属地的侵占,其中既包括朝鲜:“阻供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也包括台湾:“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P2-4) 1879年4月4日,日本大政大臣正式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琉球最终为日本所吞并。这一结果使清朝内部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张中日联合抵拒西方的计划完全破灭,也使何如璋当初的预测和隐忧变为现实。怎样避免朝鲜成为第二个琉球,成为当时清廷朝野上下共同关心的问题。1879年8月21日,清政府批准了总理衙门根据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和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的建议所提交的奏折,“命李鸿章转告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聘问,以制日本”(P656)。以此为标志,清政府开始实行新的对朝政策。 尽管李鸿章极其重视朝鲜问题,他仍然不希望以武力阻止日本的扩张。保持东亚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以利中国自强运动的开展,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所以他企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鲜问题。至迟在1876年,李鸿章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想法:要确保朝鲜安全,最好的办法莫如使朝鲜与西方各国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发展西方在朝鲜半岛的商业利益,借助西方的力量来牵制日、俄,在朝鲜造成均势,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条约体制政策”(P277)。接到朝廷谕旨后,李鸿章即以私人名义于8月26日致信朝鲜政界元老、原任太师李裕元,“劝以密修武备,慎固封守,与英法德美逐渐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备御俄国”。但是,李裕元以“牵于众议,不敢主持”和“朝鲜贫瘠,不能多容商船”为由,婉拒了李鸿章的提议(P656)。 二、 第三,朝鲜与西人立约 1879年,清政府将原来由礼部办理的朝鲜事务转到北洋大臣直接监督管理之下,由驻日公使协助,这使得何如璋能够正式参与到朝鲜事务中来。从1879年底到1882年离任回国,他先后从日本传回数十件奏折,陈述自己对朝鲜问题的看法,深化和发展了清政府的新朝鲜政策。“条约体制”的外交策略虽由李鸿章和丁日昌首先提出,但何如璋对此问题的论述却更加充分和深刻。他首先从当时世界局势出发,说明朝鲜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他说:“窃计自今日以往,天下万国,无论强弱,无能闭关之势。”(P92)他对西方各国的认识是,“泰西用兵,必权得失利害之轻重,而后一动,姑不遽以兵力相劫”。就朝鲜局势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