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化的内化晚明实学思潮中的王阳明.docxVIP

时代文化的内化晚明实学思潮中的王阳明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是现有文化的观察者。伟大人物之所以超群脱俗,让人景仰,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是对已有文化的简单承受,而且能切透这种文化的精蕴,开拓一种超越传统之上的新思潮。换言之,他们往往为时代思潮的领航人,是时代文化的化身。张居正就是隆庆、万历时期以“实学”思潮为中心内容的时代文化的化身。剖析他的改革思想(即文化意识),实际上是以“实心”任事作为献身国事的精神,以“实政”作为一生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以“豪杰真儒”作为崇尚的人格理想。正因为这些,才得以使他成为晚明“实学”思潮中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与丘浚、徐光启前后鼎足而三,成为明代中后期“实学”思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学识与政治地位,正好造成了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一时成为引导人们务实的开一代风气的俊彦。 明代的政治乃至学术缓慢行进到嘉靖时期,逐渐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政治腐败,官场贪污成风;士大夫积玩成习,养成一种务虚文的习气。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究其学说的根本特质,就是否认行动的价值,鼓吹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对个人的真实性问题一无所知。 张居正有着传统文化的良好涵养,他对“四书”“五经”素有探究,所以也深知儒学蜕变为理学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他懂得,只有一方面不顾自己,另一方面拒绝一切普遍的、因而是抽象的伦理观念,以便归附历史的现实力量,才能真正地、不折不扣地实现一系列改革。 张居正的思想究其师承而言,显然与王氏心学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他主张“师心”,同样也不忌讳淡“虚寂”。据他自述,他曾与王氏后学结为“同志”,“周旋其间,听其议论”。为此,他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是喜欢“讲学”的,自认为辅佐主上所行之事,所言所语,没有一点“背于尧舜周孔之道”。 在论到王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附带指出,王阳明的理论体系实是十分复杂的。就他的主观主义而言,当他说人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其实并非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且是对他人或所有的人负责。王阳明的“主观主义”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个人的自由,而这一自由在王阳明那里尚是十分有限的;另一方面也指人不单不越出人的主观性,它同时又受到世俗社会的限制。后一层意义比较深奥,往往不为人听知。张居正有感于王学末流所论道德之说均是“虚而无当”,才重新举起王阳明的一部分衣钵,起而矫正王学末流的弊端学风,崇尚“实行”、“实学”,主张行“实政”。基于此,他的“虚寂”论,已具备超乎王学末流的新解释:“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这样,“诚虚诚寂”,“务实得于己”,成了张居正出乎学而又改头换面的新论,而这一新论正好成了他“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实心”任事是张居正竭其毕生精力所一贯追求的新精神,是律于“实政”思想而得出的新式官箴。 张居正的思想源于王阳明,但又直接上溯原始儒学。关于这一点多有证据可以证实。无论是“诚虚诚寂”,还是“实心”任事,其中心涵义都是一个“真”字,在求“真”过程中抛却个人恩怨得失这一私利原则,实施一心为国任事的公正原则。这一思想其实导源于《中庸》的“诫”。他是这样说“诚”的:“达道固必待达德而后行,而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诚而已。盖诚固真实无伪,故知为实知,仁为实仁,勇为实勇,而达道自无不行。苟一有不诚,则虚诈矫伪,而德非其德矣。”强调以“诚”为修身之本,而后由此引出“实心”、“实知”、“实仁”,最后归结于“实政”这一客观的功效,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之说的基本准则。毫无疑问,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超脱出这一基本的儒学内容。 儒家学说中“诚”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明代实学思想家的一大理论渊源。这种自身的道德修养标准,并以之付诸政治的实践,是儒学传统的伦理内容对士大夫的基本要求,绝大部分受传统文化濡染的士大夫也是以此作为一生神往、求索的目标。但不得不承认,纷繁的社会现象,往往湮没了士大夫那些空洞、抽象的内心修养标准,因而事实上有很大一批士大夫失陷于以虚文搪塞为套子的官场泥坑中而不能自拔。正是为了恢复儒学传统中“实心”办事的精神,张居正才从《中庸》中吸收了“诚”的旨意,认为《中庸》一书,只是要人“实心”,藉此转而体味“实理”,然后进而图“实效”。这种儒学旨趣的吸收,一旦融入到张居正的整个理论结构,势必对他的政治学说有所影响。 理学家所百般崇尚的是最高的伦理价值准则—即真实无妄,其实在这种高调的荫庇下,哺育出来的却是一大批因循苟且、明哲保身的士大夫。张居正提倡“师心”,自认“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这种主观主义的行事态度,使得他得以摆脱客观尘俗的烦扰,在改革上一往直前,不瞻前顾后。无疑,他所谓的“心”,与王阳明的“良知”无其差别,所不同的是,张居正在“心”之前又冠之以“实”这一层意思,与他以“诚”限定“虚寂”之义有异曲同工之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