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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曲”“声”探索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民族情 【摘要】“艺术歌曲”一词来源于国外，历经岁月的洗礼，其概念及内容已深化和扩展。中国艺术歌曲一方面注重与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相契合,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民歌曲情融合,另一方面则借鉴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 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外国风格的丰富多彩的形式。本文将从“诗”“曲”“声” 三个方面对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的民族情加以探索。 【关键词】艺术歌曲 诗情 曲情 声情 民族情 中国艺术歌曲有别于传统民歌、戏曲、曲艺作品，它是中西音乐文化结合的产物，具有独特的美学品格。一方面，它扎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土壤，符合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要求，具有突出的民族情，这主要体现在“诗”即歌词，“曲”即曲调，“声”即情感。另一方面，中国艺术歌曲还兼有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如果比喻艺术歌曲把诗琢石成玉，那么中国艺术歌曲的民族情则如在玉器上标“中国制造”。 一、诗中产生民族情 “诗”即诗词，歌词。中国艺术歌曲歌词,大多以音乐性、文学性较强的古典诗词或现代诗为主,有些歌词则直接选自名家名诗。中国是一个诗律发达的国家,诗词的历史源远流长,数量庞大。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中国艺术歌曲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而作曲家因为对内容有深刻的情感领悟和共鸣，再努力从形式上把握诗歌的结构、句法语气、节奏、合仄押韵,从而提高了艺术歌曲的民族表现能力。 艺术歌曲大师雨果·沃尔夫所说:“诗是音乐的源泉”。一方面,以古典诗词为题材所创作的艺术歌曲,非常注重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美和高雅气质。在创作上精雕细琢,保持中国诗词清雅高洁的韵味。另一方面,乐与诗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音乐语言抒情、流畅、优美、精致,生机勃勃,诗意浓浓。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正是体现了这一原则。如:唐诗(孟浩然《春晓》)、宋词(苏轼《大江东去》)、现代诗(艾青《我爱这片土地》)等人的诗歌,高雅优美的歌词配以抒情诗意的音乐,不仅给予作曲家以灵感,也深深打动和升华着听众的心灵。代表作《大江东去》即选自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艺术歌曲表现出作者既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能驾驭西方作曲技法。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配以西方的作曲，抒写了我国古诗词所表达意境之美。再如，黎英海的《枫桥夜泊》，作品缕缕愁思的流水般旋律音型构成了梦一般的意境,加上吟诵性、带有古曲韵味的歌唱旋律,刻画出诗人孤独、愁伤又充满希望的复杂心理。作曲家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征具有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在“用音乐语言刻画中国古诗意境的能力方面,是我国现代此类艺术歌曲创作的佼佼者”[1],他成功地塑造了诗所表达的民族情。 二、曲中产生民族情 “曲”即音乐曲调，尽管20世纪早期不少作曲家都曾经留学欧美，系统掌握了西洋的作曲技法，但在创作艺术歌曲的过程中他们都自觉地进行了民族风格的探索，将中国的传统音调、民族五声调式与西洋作曲技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新的创作风格，表现了浓浓的民族情。 1、一部分艺术歌曲的曲调采用中国传统音调与民族五声调式，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的歌曲创作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属罗忠榕的《涉江采芙蓉》。罗忠榕用十二音技法创作的一首探索型艺术歌曲,作曲家精心设计了一个具有五声音阶特点的十二音主题,将欧洲的十二音序列创作手法同中国的民族风格紧密结合起来,主题的原型、逆行、倒影、倒影逆行四大句与中国古诗的“起承转合”结构相呼应,描绘了诗词中所创造的情境。 2、中国风格的旋律与欧洲浪漫派和印象派音乐相结合,并加以创新，加强色彩、表达民族情。如《送上我心头的思念》中引子材料的运用:引子开头,材料取自歌曲结尾部分的宣叙调音调;接着是建立在五声音级上的属九和弦的连续下行级进,材料取自第一段音乐的结尾部分。既用贯穿全曲的主题音调预示了歌曲的情绪,又用充满悲怆色彩的和声音响表达了歌曲的眷念之情。 3、一部分中国艺术歌曲直接根据民歌改编或配伴奏,使其更具民族情。如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中,丁善德在对这首民歌进行钢琴编写时，通过描述一位少女手扶栏杆远望盼郎归的急切心情和为了掩饰心里的羞涩,机智巧妙地回答母亲“我望槐花几时开”的情节，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4、中国戏曲、民间音乐的音调丰富了旋律的性格特征。如在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多次反复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旋律,刚好和京剧西皮快三眼过门的核心音调相符合。再如金湘的《子夜四时歌》,第一乐段以昆曲吟唱风格的旋律起板,很贴切地表现了诗 词所刻画的意境。这些戏曲、民间音乐音调的运用,既丰富了旋律的性格特征,又使歌曲保持着与中国音乐的种种联系。 三、声中表达民族情 “声”即情感，诗情和曲情构成了一部艺术歌曲的基础，“声”的表达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声情源于诗情和曲情契合与协调后的成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