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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地区艺术歌曲研究 【摘要】“七七”事变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大批音乐家怀揣着爱国之情汇聚于此，创作了数量丰富且质量上乘的音乐作品。本文以艺术歌曲为切入点，对抗战时期作曲家在创作的音乐作品进行初步剖析。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地区;艺术歌曲 引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从海外、北平（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作曲家、音乐家来重庆工作、生活。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数量丰富、质量上乘的作品，尤以声乐作品居多，这与当时重庆的歌咏运动密切相关。仅以重庆发刊的几本主要音乐期刊为例，爱国音乐家们创作的抗战歌曲就有500余首。从这些歌曲的内容题材上看，主要分为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合唱作品等三个方面。其中，艺术歌曲具有独特魅力。 一、艺术歌曲 中国的艺术歌曲兴起于20世纪初期，到抗战时期，作曲家在重庆的艺术歌曲创作已具备相当数量且逐渐发展成将西方音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形式，加上深刻的抗战历史意义和浓烈的感情色彩，使这一阶段的艺术歌曲体现出了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主要分为几大类：一类是诗情画意偏文艺类，多是作曲家借用古诗词寄情于个人情怀等作品;一类是在特定时期所产生的大量与抗战有关、忧国忧民的歌曲;还有一类是话剧或戏剧插曲。这些艺术歌曲分别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当时音乐家们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和交织的多种情感。 （一）詩词类艺术歌曲 这一类的艺术歌曲讲究诗乐同源、情感同功，从古诗词、现代诗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作曲家在创作时非常讲究从诗歌的韵律、声调中孕育出歌曲的曲调，用考究的旋律将诗歌中所包含的情感与内涵融合于音乐之中，可以说艺术歌曲既是诗歌中的音乐，也是音乐中的诗歌。此外，艺术歌曲还要通过钢琴伴奏的配合，将诗的韵味、情感的铺垫投射其中，使诗歌、音乐、钢琴伴奏三者有机结合。这一类作品主要有刘雪庵的《追寻》《满江红》《相见欢》、贺绿汀的《浮图关听雨》、应尚能的《我侬词》《无衣》《烟寺晚钟》我愿》《追寻》《春绪》《渔父》、张定和的《五月的风》《黄昏之祷》、姚以让的《夏收》《我折取一枝野花》、沙梅的《新情歌》等。如刘雪庵的《相见欢》就是用南唐后主李煜同名诗词进行歌曲创作，既形象又抒情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多愁善感的青年人内心彷徨不安、寻求思想慰藉的心态。张定和的《黄昏之祷》选用现代诗人林庚的诗歌创作，曲格调清新，形象鲜明，影响深远。 （二）抗战类艺术歌曲 重庆时期，最著名的抗战艺术歌曲就是贺绿汀的《嘉陵江上》，词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作家端木蕻良。1939年，时任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活动协会诗歌组长方殷找到端木蕻良，并鼓励他写一首慷慨激昂的歌词。端木蕻良望着夏坝不远处涛涛翻滚的嘉陵江水，内心想着自己由于日寇的侵略而沦落他乡的无奈与悲伤之情，不仅思绪万千，奋笔书写了自己心中的豪情，散文诗《嘉陵江上》由此而生。随后方殷将这首诗歌交给了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成员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那时正值贺绿汀在育才学校授课，经常往返在嘉陵江上。这首诗歌所表达的对革命的热情和对战争胜利的期盼，让贺绿汀产生了强烈共鸣。经过深思熟虑和好几次的反复修改，贺绿汀将当时抗战的特殊思想情感与精湛的音乐创作艺术技巧进行了巧妙地融合。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因其鲜明的时代精神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和宣扬，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鼓动和号召的作用。借鉴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与中国传统声韵节奏相结合，将朗诵般的诗歌与接近歌剧的咏叹调完美结合，旋律极富感染力、情感包含戏剧性，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誓死反抗侵略者的精神，使这首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国抗战艺术歌曲，迅速传播开来，一直传唱至今。 还有一部由邓尔敬创作的声乐套曲《负重行》，是第一部以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为描写对象的声乐套曲。1943年，邓尔敬辗转迁往内地重庆工作生活，在途中看到饥饿困苦中挣扎的劳动民众的生活，给了他非常强烈的感受和触动，满怀忧愤和同情，写出了这部真挚动人的作品，创作中的民主主义基调，就是从这部充满“哀民生之多艰” 的人文关怀的作品开始确立。这首声乐套曲由《驿运》《小车的哀音》《挑夫之歌》三个作品组成。第一首《驿运》。通过对马车奔驰在乡间道路上的描写，感怀人生不同时段的境遇。结尾处歌词“世事茫茫难自料”引自西汉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的诗句，体现作者感觉到自己个人前途无常，家国前途难料。第二首《小车的哀音》在感情的表达上带有对抗战时期人民生活艰辛的强烈同情和感叹命运不公的愤懑。歌词“小车独轮”与“载过千百钧”“老头掌柄，小儿拉绳”与“行过万里程”这种强烈反差的描写，突出了体现了主人公看着这一老一小为讨生活靠着一辆单薄的小车而吃力地负重前行，艰难跋涉的生活画面。第三首《挑夫之歌》的主题音调是一种接近劳动号子般的朗诵调，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