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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朴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咸丰和同治时期，浦学在宋学和今文公羊学的影响下处于相对衰落状态。其中咸丰、同治年间汉宋兼采之学风行一时, 宋学短暂复兴。19世纪末即甲午战争之后, 今文公羊学一度兴盛, 但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兴起, 20世纪初十余年, 朴学复兴, 呈现出新的面貌, 以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几位朴学大师为代表, 卓然自成一军。 探究朴学复兴的原因, 可简单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咸丰、同治年间和光绪前期, 朴学虽不显, 但并未中断, 仍保持着一定的学术队伍, 且传播甚广, 而且朴学名家代有传人, 师承不替。二是清末朴学家积极引进西学, 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学术理论诠释经典, 如进化论、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 使自身的研究呈现新面貌。三是从通经致用出发, 朴学家力求贯通中西政治思想, 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探索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综观这一时期朴学的研究成就, 其发展大致呈现以下几种趋势或特征。一是注重中西结合, 但往往“以国学囊括西学”, 即以中学比附西学。二是在传统经学领域中以朴学为本, 治《左传》、《周礼》成就最突出, 具有一定的经世性。三是在经学理论和经学史方面, 重新审定“六经”和孔子, 揭去其神圣的面纱, 还之以本来面目。四是全面提升先秦诸子甚至佛学地位, 从中寻求经世之道以及与西学的契合点。 一、 从“大数据”看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解决方案” 随着晚清朴学的衰落和经学地位的下降, 儒家学说处于破碎、飘散之中, 尤其是康有为、章太炎等来自内部的“为敌者”对经学的改造, 从学理上逐步拆毁了经学的神圣殿堂。与此同时, 为了应对清末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统治阶级的改革一步步深入, 尤其清末“新政”和“立宪改革”, 从社会、制度层面上使农业村社和宗法制度逐步瓦解, 而且在西学的迅猛冲击下, 产生了新型的知识阶层。这些都从知识、制度、社会等多方面使儒学顿失其所, 无所依归,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无法找到走出困境的有效资源。面对危机, 今古文经学家除了复兴诸子、涉猎佛学外, 均把西学作为主要的知识源泉。此处仅仅论述清末最后十余年朴学家会通中西, 以中学比附西学。 章太炎最晚在《膏兰室札记》 (1893年) 一书中就已经引入西学来诠释诸子, 如《问运至野者》引用英国人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以释《管子·侈靡》篇;《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引了侯失勒的《谈天》和赫士译的《天文揭要》以释《白心》篇等。维新运动之后, 尤其东渡日本后, 章太炎全面接触西学, 援引“自彼方至者, 新义迥出, 雄视古今”的西学去比附中学, 这成了其学术的重要特征。不仅如此, 章太炎在接纳西学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 形成了一些有独特价值的理论见解, 如“俱分进化论”, 部分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发展观, 承认事物的进化;同时根据自己丰富的学术基础和实践经验, 否定“一方直进”式的发展规律论, 以反映事物之间矛盾斗争的“双方并进”论加以修正。 再如“五无论”。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俱分进化”的历史命运, 章太炎提出根本避免与结束“俱分进化”对人类社会的苦缠死纠的办法, 在于人类社会能否完成“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诸条件 (所谓无, 就是不加区分的意思) , 反映了章太炎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世界观, 其中的理论资源主要就是佛教唯识等思想和西方无政府主义等政治思想的结合。 清末西方资产阶级人文理论的传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刘师培亦深受西学洗礼, 他以朴学立根基, 缘饰西学。他在其《读左札记》第四条中说:“挽近数年, 晳种政治学术播入中土, 卢氏《民约》之论, 孟氏《法意》之编, 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援引旧籍, 互相发明, 以证晳种所言君民之理, 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 咸好引《公》、《穀》二传之书, 以其所言民权多足附会西学。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阙如。”于是刘师培弥补这一空缺, 称引《左传》, 着重说明其中蕴涵有民主思想, 具体言之有:其一, 三代之时, 尊卑之分不严;其二, 特定情况下君由民立;其三, 春秋时期, 各国之中, 政由民议。刘师培的解释完全是一种比附, 这是当时先进学人的通病。不过在经学占学术主导地位的时代, 以中学附会西学,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 反映了当时社会主导观念的强大, 也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人对西学认识的肤浅, 这种以中学比附西学是中西学会通的必然阶段。 此外, 刘师培在评价孔子思想中注意到以西学来审视孔学之不足, 主张人文学科要从自然学科中吸纳营养。在系列文章《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简单钩稽了古代学术发展的不同地域特色, 明显地受到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章太炎在《清儒》篇阐述乾嘉朴学中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