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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刘师培文学观念的演变 清末民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一变化不同于过去的王朝更迭，而是世界的变化，即所有社会制度的变化。大凡社会转型变革，思想也会随之改弦更张，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许多优秀杰出的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理论家等等，其中有一位向来不太被人们所重视，但他在中国国学研究的历史上是不可跳过的。这个人就是刘师培，他活在精彩变幻的世纪之交，可是他只活了三十六年，他在政治上，立场不坚定，甚至做过叛徒，但在学术思想上，他从未离开过自己潜心研究的领域，他一直忠于历史、忠于文学，令无数后人景仰。 了解一个人除了列举他的生平经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他放到一个个关系中，因此，当我们把刘师培放到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下，从他与前人、后人、时人的关系中，更能够清晰的看出其文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刘师培与晚清同乡先贤阮元、与近代文化中坚章太炎，与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鲁迅都有着密不可分而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一、 促进了“文体结构”的推传 阮元是刘师培的同乡，又是颇有建树的前辈，他在经学、史学、文学、小学、训古、书法、哲学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方面都有所研究和成就。由于他是为官之人，所以他在文学上虽然认识到前人留下的“文”与“质”的复杂关系，也认识到要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处理好文与质的关系，但是他却偏执而简单的把骈文当作是最好的协调二者关系的途径，大力提倡骈文这种文体。他界定了“文”、“笔”这两个概念的范畴，认为用韵比偶者始称文，无韵散行者只能称为笔，力主骈文为正宗。这一点在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和其他文章著述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他和阮元一直致力于反对桐城派经世致用之文，然而在世纪初的这场文选派和桐城派之间的骈散之争，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而意义全无，对于新时代的新文学来说，它们只能沦为“末流”。 在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中，对骈文的提倡和“文笔之辨”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从目录来看，第一课是“概论”，紧接着就是“文学辨体”，这一课以“此篇以阮氏文笔对为主”开头，可见他对阮元的尊敬和推崇。阮元的文笔说对“文”的要求是“沉思”与“翰藻”，要求押韵，可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所倡导的骈文本身就是不押韵的。对此，刘师培利用自己的深厚的小学功底和儒家经典中的断章之义来纠正和转移阮元的错误。比如，他引用了《文心雕龙·声律》篇中的话：“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并论述道：“是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并且他在《中古文学史》最后一课的总论之“文笔之区别”中，避重就轻，对文笔的判断集中在“藻韵”“韵语偶文”上，强调文学的审美性，重视形式的美感。这也是他对魏晋时代文学自觉和文学独立性的强调。文笔之辨（文学之辨）的实质就是要突出由魏晋而始的文学独立性，“文学自觉”的观点呼之欲出。 二、 从刘师培的观点看，两者的目的相同，但都有不同 刘师培与章太炎一生中交谊坎坷，从最早的革命战友，到对立的双方，期间离合不定，这当然是与刘师培自己在政治上的多变有关。在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章刘之争的说法，并且二人在魏晋六朝文学的评价上有所分歧，但是实际上二者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并不存在着实质的冲突和矛盾，章太炎不同意阮元、刘师培所理解的“文”的范畴，因其概念太狭隘，他认为“文”应“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沉思”、“翰藻”等作为“文”的根本标准和唯一特征。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正确地指出了章、刘与其历史背景、知识资源的关系。例如，他评论刘师培时说：“师培于学无所不窥，而论文则考型六代，探源两京……盖融合昭明文选，子玄史通以迄阮元、章学诚，兼纵博涉，而以自成一家言者也……论小学为文章之基始，以骈文实文体之正，正本于阮元者也。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于章学诚者也。阮氏之学，本衍文选，章氏蕲向，乃在史通。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观会通，此其氐也。” 他们都看到了小学在阐述“文”的概念时的重要性。章太炎说：“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绕文字而已！” 而一直被放在章太炎对立面的刘师培也非常重视小学，并且有许多小学著述，也思考了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第一课的开头就用说：“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由之。惟是捈欲通嫿，紘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 虽然二位学者都强调文字的重要性，但是所走的路途和所要去的地方都是不同的。章太炎用理性的眼光，把中国的文学文化都建立在文字研究的基础上，他的目标是学术性的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学的特性，提倡保护、继承和发展“一国固有之学”；刘师培用审美的眼光，纠结出儒家经典中关于“文”的论说，标榜文的“文学性”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