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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兴衰的一个人背负着的罪状书 回绝。钦差把入京的圣旨带到了王安石家门口, 他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 而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 还给了钦差。 在北宋这样一个崇尚文士精神的社会里, 王安石无疑成了士大夫的领袖、精神的贵族。 最超前的改革家 1067年, 年近20岁的赵项继位, 是为宋神宗。20岁, 对于现代人来说, 还是上网聊天、结伴出游的青葱岁月。但是在940年前, 这个毛头小伙子, 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夹击。《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八荒争凑, 万国咸通”, 《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繁华, 都是脆弱的表象。国库里没有一分钱, 那么多官僚、那么多军队、那么多佛寺道观等待开支;辽、西夏、金, 侵之掠之, 无一日安宁。 20岁的神宗, 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他想创造一个比仁宗更好的时代, 他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也能收复山河、堪比汉武。他还是太子时, 就对王安石的万言书推崇备至, 现在, 他迫不及待地召王安石回京。 神宗急切地问:“天下怎样才能大治?”王安石答道:“先要选对施政的策略。”神宗又问:“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样?”王安石肃然正色道:“陛下应该效仿尧舜, 何必要学唐太宗。” 神宗的1069年变成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 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 官拜参政知事 (副宰相职) ,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权倾朝野, 政界为之变色。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 皆为定数”, 财富不藏于民, 就藏于国。王安石的变法, 本质上就是让国家干预经济, 达到聚富于国的目的。《青苗法》, 官府是粮食的借贷银行;《市易法》, 衙门做起了垄断生意;《均输法》, 朝廷要进行中央采购;唯一得到众人赞同的《募役法》, 就是劳役的货币化经营……你不得不惊叹, 王安石, 他的思想、他的政策, 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DUSHI·RENWU读史·人物 超前, 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独的伟大者, 宣告了他的改革必将惨遭失败。 最拗的人 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旋涡, 朝廷空前分裂。一边是“熙宁新党”, 但除了王安石外, 没有一个是正直的人, 可以说, 宋神宗和王安石是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 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 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曾与范仲淹一起改革的旧臣。 不仅仅是他们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远, 更大的悲剧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谁人不知, 王安石诨名“拗相公”? 变法开始后, 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 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 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比方说《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春季, 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 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夸海口说,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两全其美。 老天也不作美。熙宁七年 (1074年) , 大旱, 民不聊生。宦官郑侠画了《流民图》献给神宗, 哀哀哭泣:这是天怒人怨, 只要您肯停止变法, 十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 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 这就是“宋朝第一忠谏”。神宗无奈, 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 三日之后,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神宗站在御花园里, 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 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知道, 他再不会有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罢相, 复职, 再罢。终于, 王安石回到了江宁 (今江苏南京) 。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 他拂衣悲喊:“亦罢至此乎?”1086年, 王安石抑郁而终。 执著和固执、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 就像硬币的两面。然而恰是这一种“拗”, 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爱又可悲的背影。他像一个闯入官场的犟小孩, 掀起了滔天党争, 但“政敌”司马光依然敬重他的赤子心;他断送了北宋王朝, 但后来的史书读懂了他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