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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突厥立像中的民族 活跃在中世纪的土耳其人促进了树立个人形象的习惯。在亚欧大陆北部广阔的草原上, 至今遗留着为数众多的突厥石人。它们群体庞大, 分布广泛, 几乎遍及突厥所曾据有的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石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研究。前苏联学者Л·A·叶芙秋霍娃较早发表了关于石人雕像的文章, 肯定它们是7—10世纪的遗物, 并指出是源于阿尔泰地区的鄂尔浑突厥人。其后, 又有A·Д·格拉契撰《图瓦的古突厥雕像》 (1961年) , Я·A·舍尔撰《七河流域的石雕像》 (1966年) , 陆续以长篇著作进行了精心的研究。我国考古工作者如黄文弼、李遇春和王博、祁小山等先后经过几代人的调查研究, 对我国境内的草原石人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不过从历史和民俗学角度对突厥立像习俗进行深层剖析, 至今仍然是一件有待去做的事情。 一、 突厥人民实际 早在清代, 一些前赴西北考察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草原石人的存在。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叙述道:“扣肯巴克水东近淖尔岸, 有城堡遗址, 石翁仲一, 偃卧草中, 著巾佩剑, 右手抚剑, 左手当胸, 若捧物状。石已残泐, 莫知年祀……西行四十里, 乃海彼岸, 其处石翁仲无虑数十。”(卷5)尽管当时作者并不知道这些石人的来历, 但是后来的研究证明, 这是对突厥石人形象的最早描绘。 突厥石人有别于其他民族和时代的同类遗物, 呈现着自己突出的民族特征。通过考察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突厥石人的考古和研究资料, 特别是对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所搜集的大量突厥石人图片的分析, 笔者认为突厥石人首先在仪表形象上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的形状具有明显的种族特征 其次，他的衣服充满了民族特色 左曲时石僚的织物 例如, 1958年黄文弼先生在伊犁地区发现的一尊石人是“横眉, 三角眼, 长鼻, 唇须作八字形。身衣圆领开颈小袖衣, 右手抚刀, 刀鞘脱落在地, 左手曲置胸前, 手执一杯形物”。1961年李遇春在温泉县见到的石人, 一个“大目通准, 颧骨高起, 嘴上有两撇八字形胡须, 虽然只是一个头部, 却雕刻得精神大方”;另一个“圆脸, 大目, 八字胡须, 身穿反襟大衣, 腰系宽带, 左手持杯, 右手杖刀”。蒙古大嘎呼硕特遗址2号石椁之前石人“有双下巴, 嘴小而丰满, 鼻扁, 宽颧骨, 细眼, 眉毛散开, 耳端有圆形带坠耳环”。见到这些石人, 我们犹如回到了中世纪活跃在欧亚草原上的突厥部落里。 二、 突厥山石造型、造型所体现的等级特点 面对突厥石人, 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它们是谁的雕像?树立起来是做什么用的?对此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清代学者徐松以中原文化里翁仲的性质看待它们, 认为石人所在“盖古勃律君长葬地, 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欤”(卷5 )。近现代学者以岑仲勉为代表, 则根据史书上关于突厥人墓前立石的叙述, 认为“此种石像, 显系突厥人所称之balbal (巴尔巴雷, 即杀人石——笔者注) ”(卷下)。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些石人是疑兵之物, 立在草原上用来诱敌。 突厥石人是否属于中原文化里的翁仲之类呢?所谓翁仲, 是指中原地带坟墓前习惯树立的铜、石人像, 一般当作墓主的“陪葬者”, 供其在阴间驱使。出于只是对阴间富贵生活的追求, 这些“陪葬者”并非某些实际存在的个人, 而是人们意念中的理想侍从。因此在相同文化背景下, 其外表形象往往是千人一面。相互比照, 突厥石人有明显不同: (1) 突厥石人个性突出, 相貌、神态各有特点。除了上述几个例子外, 笔者考察现有突厥石人的数百幅图片资料, 发现在如此众多的雕像中形象雷同者竟是极其少见的。这些形象各异的突厥石人, 很可能是按照个人相貌而雕刻的。 (2) 审视突厥石人的神态, 它们多杖刀抚剑, 气宇轩昂, 绝无低眉顺眼的样子, 根本不符合陪葬者的形象。相反, 突厥石人多呈举杯向东的姿势, 倒与突厥贵族满斟湩酪、向东敬日的生活形象相默契。 (4) 突厥石人相貌特征突出而且雕刻精细, 镌造者显然是刻意描绘墓主, 而非其他次要人物。由此看来, 突厥石人与翁仲不同, 绝非“陪葬者”的标志。 其次, 突厥石人究竟是不是史书中提到的杀人石呢?史载, 突厥人习惯在墓前“树石立标”。其中树石主要是为了缅怀死者生前的杀敌战绩, 杀死多少敌人就树多少石块, 因而俗称“杀人石”。考察突厥石人则发现, 它们大多“著巾佩剑”, 勇武豪放, 不具俘虏情态。再从情理上推测, 大部分石像雕刻精致, 并极少见一墓多像的情况, 这不但与“尝杀一人, 则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等记载不符, 而且突厥人没有条件也没必要树起这么多精细的石人雕像来。此外史书中讲杀人石时说的是“树石”而非“立像”, 同时在许多突厥人墓地上呈现着立石与雕像并存的情形, 这已足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