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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漳州方言语法》相关研究评述 ? ? 陈 越 16世纪初，欧洲海上强国开辟了通往亚洲的航路，西方传教士、商人、使节等陆续东来，中西文化之间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与交流，也由此拉开了西人对汉语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和认识的序幕。期间，传教士们将所接触的语言记录下来、写成的语言学著作，成为今天汉语研究的宝贵资料。 自1565年开始，西班牙人开始到漳州招募唐人协助开发菲律宾马尼拉。在历史记载中多明我会传教士最先对菲律宾马尼拉的海外华人群体进行传教。在多明我会开展的“华语活动”中，“华语”指的并非汉语普通话，而是专门指在我国台湾和福建传教区范围内的闽南方言。当时，西班牙人开始了与漳州方言使用者的语言接触，并对当时的漳州方言作了记录。西班牙传教士所著的《漳州方言语法》(Artedelenguachiochiu)这一语法著作，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传教士对闽方言的记载是与该语言进行语言接触的产物。游汝杰[1]提到，外来人与方言使用者的语言接触主要通过口头交流的途径来实现(pp.164-166)。而传教士们所著的当地方言语法著作，则是将口头交流进行整理、记录而得。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17世纪西班牙多明尼加(Dominican)传教士Melchior de Mancano所作《漳州方言语法》这一手稿语法文献进行分析。通过对比书中所记载的语法点与当前学界对闽方言语法的分析与研究，评述当时西方传教士在漳州方言语法时的优点与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将共时性的田野调查和历时性的文献语料相结合，是本文对17世纪传教士闽方言研究进行分析所基于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一、研究背景 (一)16—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 自17世纪中叶开始，来华传教士开始编撰汉语语法书，并且出版了一系列汉语语法论著。比如，罗明坚、利玛窦于1583年到1588年之间合作编写的《葡汉字典》，被认为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最早尝试”；利玛窦在1606年所著的《西字奇迹》，是“第一部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注音读物”；金尼阁于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一书，被评价为是“西人撰写的、最早的一部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卫匡国在1652年所作的《中国文法》，被称为是“耶稣会士最早撰写的汉语语法书”等[2]。这些论著大多是关于西方传教士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即“官话”的记录和研究。 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传教士汉语语法著作展开了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关于原始资料的目录汇编，二是对原始文献资料的译介，三是专题专书的研究概况，四是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概况[3]。从中可以发现，原始资料、文献对还原当时方言语法研究概况、发现与当前研究的侧重差异，有重要的意义。 (二)传教士闽方言文献研究概况 在16到18世纪期间，至少有18本关于福建方言语法的研究著作问世[4]。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叶，在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的初期，天主教派传教士编纂了记录当地语言的几种词典和语法书。这些以手稿或者说写本形式保存至今的资料，多数是以拉丁字母标记的，为了解约400年前闽南语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然而，这些珍贵的资料在现代学者对闽方言进行研究的初期没有受到重视。在对汉语语言多样性的分析方面，许多历史学家或者史料编纂者，甚至是语言学家们，往往都只会把中国语言和三个符号联系在一起——汉语官话即普通话、汉语文言文、汉字；然而，记载汉语方言语法文献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漳州方言语法》及其相关研究 (一)《漳州方言语法》概述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传教活动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语言学资料。传教士们一边学习唐人语言，一边把所听到的语言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根据洪惟仁[5]先生的观点，该时期所编写的语言学资料主要包括四个种类：词汇集(Bocabulario)、词典(Diccionario)、语法书(Grammatica)或虚词典(Arte)。这些资料在传教士之间流传，也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资料或教科书。编纂词典和虚词典相互参照是传教学习语言的方法。根据韩可龙[6]先生的观点，该手稿的作者可推测为17世纪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多明尼加传教士Melchior de Mancano神父。手稿上并没有明确标记成书年代，但在手稿中所记载的一个词条是“Bang lèg s chàp pê n | ? ‘48th year of the Wànlì emperor.”由此可以推测，该手稿编于1620年，共33页，目前流传下来的仅有两本，其中一本藏于西班牙Bacelona大学，另一本藏于伦敦图书馆。在文题中，“chio chiu”最有可能指的是位于福建省的漳州地区，这样的推测可以从一本同样出自17世纪一位传教士之手的词典DICTIONARIO，其中有一个词条写到“chio chiu: probincia 漳州”。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