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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与真正共同体之会通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深远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天下大同”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真正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渊源。虽然“天下大同”与“真正共同体”的理论思想与价值寻求有其时代性与社会文化的差异，但又呈现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理想状态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的追求，这种一致性或相似性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会通并耦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智慧，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我们要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和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真正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会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18-04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不可逆转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融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印证，也是对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引领。“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1]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道：“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今人类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广为赞誉的一个热词，并已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其深远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渊源，又有其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具体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一则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和“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中;二则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真正共同体”理论的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价值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理论与价值诉求会聚并融合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 一、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天下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独特性的观念之一，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大同世界这一理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根源。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观点各异，对社会理想也有不同谋划。儒家从“天下为公”的思想出发，在交往中主张要以孔孟的“仁”“仁义”为道。墨子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尚同思想，天志是尚同的总标准。《庄子·天下篇》中记载惠施的命题“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3]这里的毕同指所有事物都有共同性，毕异包含了万物的个性和差异，万物的毕同毕异就是大同异。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大同世界具体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追求大同世界理想方面有诸多共识，对人类价值追求有共同性，这些共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即由农村公社制度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人际、社会关系和精神生产领域等都不发达。就人际方面来看，单个人同家庭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就社会关系来看，个人依附于公社，受国家、专制君主和伦理的制约;就精神生产领域来说，人没有作为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单个人对共同体具有依附性。这一时期的天下观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天下”边际的把握是有限的，受其时科技水平、生产力乃至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凭借感官认识世界的局限，人们眼中与心中的“天下”是很小的;也因此，其时“大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基础也是比较单一、狭隘的，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有其简单性和抽象性。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民族危亡。但即使在近代这样一个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大同世界的理想依然成为激励无数有志之人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康有为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牟宗三认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必须在现实中展开，这一现实就包括国家、家庭和个人，“天下一观念之有意义，完全在其对家庭国家之肯定而期有以融合之上而有意义。若谓天下离开家庭国家而可以自成一阶段，则它那个阶段便是空乏的、荒芜的。”[4]孙中山先生则多次题写“天下为公”，可见中国古代天下观念在近代的回响。由于近代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尽管工业文明席卷世界，这些思想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