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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性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相结合而提出的，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但由于过早放弃，未能获得在实践中充分发育的机会，从其放弃的各种原因，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性。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工业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6-0012-07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相结合而提出的，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但为何被过早放弃，以致未能获得在实践中充分发育的机会？有论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只是“麻痹和孤立资产阶级，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原则”[1]，而不是一定要实行的政纲，实行与否取决于“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是否“对我们有利”。这对于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而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但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中止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客观原因远为复杂得多，仅从革命策略上解释是不够的，还有必要作出更多样化的解释。其中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的应用的理解。 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对“主要任务”的规定是：建国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逐步推进工业化。七届二中全会、七届三中全会都贯穿发展经济的主线。既然“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当然最好的政策是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发展”。这与毛泽东以前多年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2]。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对“主要矛盾”的规定与“主要任务”却是不一致的，但当时并未大作宣传。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同发展”，与发展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以打垮“三大敌人”之间，经济的需要与政治的需要高度一致。1952年以前与三大敌人的“主要矛盾”仍未最后解决，所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坚决反对“四面出击”。这是“策略论”可以解释的。 但是不久，毛泽东在1952年6月中央统战部的内部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就发出了变的信号——公开了“主要矛盾”论，许多学者指出这与“共同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相矛盾。而这并非只是一种策略的转变，这早就是公开的政治纲领，所以全党并未对此转变感到突然。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组成部分，早已深入人心，它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各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平行地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如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3]（P145）。七届二中全会则正式以党的决议形式论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主要矛盾”论当然就导出过急过早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利用资本主义共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便不能不放弃，以前党的领导人关于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而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落后境况、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的理论，也只能废弃了。 （一）两种“过渡”论的提法 由“主要矛盾”论与“主要任务”论的内在冲突，派生出两种关于“过渡”的提法。1.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长过渡”论。2.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短过渡”论。“长过渡”论承认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近属性，正好可用“社会主义过渡”来概括，同时亦暗含“量变过渡”的意蕴（亦含阶段的部分的质变）。而“短过渡”论暗含“质变革命”的意蕴，这只能以“社会主义革命”来概括了。对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事件，至今都是两种提法并用：“社会主义过渡”与“社会主义革命”。这正好暗含一直没挑明的两种定性：“过渡”提法暗含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质性，而“革命”提法暗含二者的异质性。 “长过渡”论分为三段：两个“过渡”阶段和一个发展阶段。即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中间经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我发展阶段，造就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文化基础，然后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