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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尝甘苦话译事 我国古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些话当然不是指翻译说的，但关于文学翻译，似乎也不妨借用一一文学作品的翻译难道不也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一种再创作吗！ 作家在进入紧张的创作劳动之际，往往会达到专心凝神，忘物忘我的境地，以至于对远远近近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假若他们是写小说、戏剧等类，作家还会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曹雪芹为了《红楼梦》中的痴情儿女，不知曾有过多少次啼笑歌哭。巴尔扎克经常把自己当做《人间喜剧》中的各类人物，朋友们去看望他，多次发现他正在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交谈或争吵。福楼拜呢，甚至说他自己就是他的同名小说中那位包法利夫人。这些作家，几乎都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作品了。 临到我们来翻译文学作品，假若自己没有被原作所感动，假若没有用与原作者同等的(或近似的)激情来指挥我们的译笔，那末，任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作品，不是都可以译得平淡无奇或冰冷乏味么。 每一位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每位作家在其各类作品中，可能分别突出自己风格的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假若仅仅满足于把原作中所叙述的故事情节、所谈论的道理等等，分毫不差地转达给读者，那还只不过完成了任务的一半。原作哪些地方写得热情奔放，哪些地方写得谨严周密，哪些地方活泼跳跃，哪些地方语言幽默，哪些地方笔锋犀利，以及什么时候用的是浓墨重彩，什么时候又仅仅轻描淡写一番……凡此种种，在作家们的笔下，各有其行文方面的必要性；我们作为译者，若是用千篇一律的、毫无华采的笔调去译，那又怎能体现原作的风格于万一呢。这里面就有很微妙的精粗和文野之分了。 译界前辈所拟定的信、达、雅三个准则之中，假若我们只做到“信”——百分之百忠实于原作(当然要做到也决非容易)，却并没有做到“达”——不通顺明畅，则所谓“信”也就得打个折扣了。若是信矣、达矣，然而不雅——未能使读者从译文中领略到原作的风格文采、得到美学上的感受，那末，我们也还不过是做了一名翻译的匠人。 要做到信、达、雅兼而有之，除了需要过硬的外国语言文字的水平和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之外，确乎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译者的中文表达能力如何，或者说中国语文的修养如何。 我们伟大的祖国，打从春秋战国以来几千年，又从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文学宝藏何等丰富；我们古今的文学家们，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写出过多少瑰丽诗文。我们这些后来者，有义务保卫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并努力使它丰富和发展，而没有任何权利破坏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似乎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 首先，要忠于原作，又要读起来通顺流畅，还要具有原作的风格韵味。但这三者之间往往会出现矛盾，很容易顾此失彼。万一掌握不好，就可能弄得要么疙里疙答，不易卒读；要么以文害意，为了通顺而不惜对原作任意砍伐，或者添枝加叶。这就牵涉到如何较有分寸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问题。 其次，由于东西方语种的决然差异，有些译得比较成功的，还会使祖国语言文字更加丰富和发展。例如“武装到牙齿”这个成语，最初就是翻译过来的，如今早已溶化到我国语言文字里面了。我们有什么必要由于某些文学语言有几分“欧化”而惊怪呢？有些“欧化”的结果，往往是被我们“化”进来了，而不是把我们“化”了去，这不是很好么？ 事实上，自五四以来，我国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字上借鉴外国的表现方法(多半是通过一些翻译作品)的现象不算少，而且大多取得了良好效果。无论如何，我们是生活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而不是在闭关锁国的古代。 是呵，作家创作，而译者(只要不是译匠)再创作。偶尔是否也可以有一点例外呢？在某些(当然是极少的)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容许译者发挥一点自己的创造性吧，假若那样并无损于原作。 我在重新翻译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有过一点这方面的尝试。 在小说第二卷第三章《新婚之夜》里，当平民诗人甘果瓦问他名义上的新娘拉·爱斯梅拉达有没有父母时，新娘唱了一首歌谣作为回答： Monpèreestunoiseau， Mamèreestuneoiselle， Jepassel’eausansnacelle， Jepassel’eausansbateau， Mamèreestuneoiselle， Monpèreestunoiseau. 起先，我把这首歌谣用现代口语译成这样： 我父亲是一只雄鸟， 我母亲是一只雌鸟， 我过河不用小艇， 我过河不用帆船， 我母亲是一只雌鸟， 我父亲是一只雄鸟。 这样译，一般说来也还过得去，也可算是忠于原文的了，然而读起来没什么韵味，如同白水一般。这首歌谣内容较单纯，同时采用回环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