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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延安精神滋养廉政初心淬炼廉洁灵魂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具有超越時空的穿透力,是我们滋养廉政初心、淬炼廉洁灵魂的法宝,是我们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开展反腐倡廉的有力武器。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1]
廉洁政治是我党的初心和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腐败现象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是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伴相生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废除私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彻底根除腐败的毒瘤,并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以及实行廉政建设奠定经济和政治基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作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社会公仆,应当履行廉洁施政、为民服务的职责。所以,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诞生于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久又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流行、贪污腐化成风的环境中,党坚决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更加重视对廉洁政治的追求,坚决清除那些思想作风不纯、蜕化变质的分子。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审查混入党内的贪污腐化分子,“务须不容情地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这个通告是党最早的专门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表现了党清除腐败分子的决心,也说明建设廉洁政治也是党的初心和追求。
为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为了公开亮明自己的旗帜,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3]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目标。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首届参议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4]1940年陕甘宁边区重新修订《施政纲领》,次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5月1日公布。修订后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再次提出厉行廉洁政治的主张。其中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5]“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是中共中央审议时特意加上的。这些廉政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精神,再次说明廉洁政治是党不可动摇的目标追求。
用延安精神滋养廉政初心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优秀传统,面对抗日战争的困难局面,经过艰苦奋斗的生活磨炼,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奉公、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要求下,为保持廉洁作风,实现廉洁政治,我党加大了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和对工作生活条件的严格要求,以滋养廉政初心,实现廉洁政治。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十种行为均为贪污。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对贪污腐化分子,除依法治罪外,在行政上还要给以相应的惩治。[6]由于货币贬值,1939年边区政府重新修订《惩治贪污条例》时,对死刑的贪污款由500元以上改为1000元以上。
1941年,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边区连续遭受了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使陕甘宁边区陷入严重困难,“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境地。[7]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求陕甘宁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同时,边区政府还发布“厉行节约”的五条规定,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求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1942年2月,边区政府对工作条件做出严格规定。边区政府厅长以上只能有1名勤务员,住1孔窑洞,配备1匹马;科长3人配1名勤务员,住1孔窑洞,不配备专用马;按行政编制25人配备公用马1匹;专员公署只配备马2匹,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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