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听证制度实施情况.pdfVIP

{定价策略}价格听证制度 实施情况 客列车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以后，在全 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过程正义”对打造阳光政府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而 2000 年 6 月青岛市中小学教育收费听证会则 由于大多数听证会代表的反对而迫使举办者不得不协调申请人 调整方案，并于同年 8 月重新召开听证会直至取得各方都满意的 效果，这种“结果正义”既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充分尊重，也有 力地限制了价格决策权的恣意行使。 然而，价格听证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 还出现了诸多异化现象，以至于价格听证几乎成为新一轮形式主 义的代名词。价格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其美好的价 值期望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人们似乎都在发出同样的疑问：听 证会怎么了？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听证会？可以说，价格听证 制度在很多地方正在“陷入困境”。当我们实际考察当下举行的 一些价格听证会时，这一结论显得格外清晰。 困境的首要表现就在于普通民众甚至听证会代表对价格听证会 的热情与日俱减。一项来自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 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民的心目中滑落，认为听证会对公 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 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 62.5% ，其中15.5%的人认为 “是形式主 义”或“听令”的摆设。[i]而根据另一份对北京市 1998—2000 年间四次价格听证会应到代表和实到代表的比例统计显示，随着 时间的推移，实到代表的数量和比例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甚 至一度下滑到 53.3%.[ii]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和 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其市民的参与热情尚且如此，其 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就此而言，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正因为失 去民众的信仰而日益蜕变为一种法治的摆设。 其次，困境表现在大量的“听话”代表、“糊涂”代表和“哑巴” 代表充斥于各种价格听证会，致使价格听证会犹如一场精心组织 的彩排。综观当下的价格听证，很多与会代表都有着明显的“近 亲化”倾向，这些与价格主管部门关系亲密的代表往往对定价方 案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理解”和“支持”。例如，2002 年 9 月举 行的兰州市公交车调价听证会的全部 31 名代表都是由市物价局 选定的，除 5 位普通的消费者代表以外，其余 26 位都是少有以 公交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务 员、校长及高级工程师等有身份的人士。在大多数代表都不是真 正的买方的情况下，出现“各界代表达成共识、公交车票价调整 方案顺利通过”的结果就顺理成章了。[iii]更令人叹为观止的 是，有些价格听证会的代表甚至连“自己是怎样产生的”都不清 楚。如此糊涂地参加价格听证会，又怎能指望其积极、有效地传 达民意？在很多时候，“糊涂”代表往往就是“哑巴”代表的代 名词。例如，在 2002 年 1 月召开的安徽省公路客运旅客春运价 格听证会上，有的代表就发出了“自己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疑问。 由于是被动地参与听证，因而这些“糊涂”代表就选择了沉默， 并表示“说了也白说”。[iv]听证会代表遴选标准的不明确、产 生方式的不公开和组成结构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价格听证会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良好初衷丧失了实现的可能。 困境的表现之三在于听证会代表难以对定价方案提出实质性的 抗辩意见，价格听证会几成垄断行业经营者单方面的信息发布会。 从实践来看，价格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突出，即普 通消费者代表往往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无法与经营者就实质 问题展开辩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价格听证在增进社会总福利 的同时往往会触动垄断行业经营者的即期利益，因而是一种典型 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制度变革。由此，垄断行业经营者就 会本能地利用其所固有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干扰价格听证的 实际运作。而组织化程度极低的消费者代表又天然地处于信息的 劣势，加之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致使他们在听证会上无法就定 价方案提出富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事实上，面对高度专业化的 企业成本核算，即便是相当出色的专家也会出现“失语”现象。 正因为听证会代表不能与申请方形成真正的“高手过招” ，因而 价格听证会就只能沦为垄断行业经营者单方发布信息的 “独角 戏”。 困境的表现之四在于听证案卷对价格决策机关缺乏明确的拘束 作用，价格听证会往往演变为“提价听证会”。听证案卷是价格 听证会举行前后所形成的各种记录、证据和文书的集合。其中， 作为记载听证会实况及各种意见总结的法律文书——听证笔录 和听证纪要是最为重要的听证案卷。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