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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子启示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伯鱼（字鲤）是孔子的儿子。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父亲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教导吗？伯鱼答：没有。不过有一天父亲一个人站着，看见我从庭前小跑而过，就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父亲就告诉我说：“不学《诗》，就不能很好地跟别人交流。”于是我就回去学《诗》了。还有一天，父亲还是一个人站着，我又从庭前跑过，他又问我：“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又对我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我只听到父亲说这几句话。陈亢回家后非常高兴，他说：“我只问伯鱼一个问题，却有三方面的收获：听到了学《诗》的重要，听到了学《礼》的重要，还听到了君子（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并没有特别亲近自己的儿子。” 　　从《论语》这样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教育要无私。“君子远其子”――教师对待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公平，这是教育无私的表现之一；学《诗》的目的是“有以言”，学《礼》的目的是“有所立”，换言之，读书的目的不是为受教育者谋私，而是让受教育者在社会上“有以言”，“有所立”。公平与无私，可以说是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每个受教育者不断完善自己，臻于完美，服务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孔子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1300多年间实施的科举制度，却让教育渐渐背离了它的本质，成了统治者选拔人才、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成了受教育者个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我想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刚刚推翻了封建统治，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境外文化的输入，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开放，由此而促使教育回归到了它的本质。民国时期的教育，就其主流而言，本质上是无私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周恩来语）并不是唱高调，而实实在在是那个时代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心声。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作文，聂绀弩的开笔，以及那个时代的校训、校歌，无不证实了这一点。“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都可以从教育的本质上去找答案。 　　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教育开始走向正轨，教育的主流基本上是无私的。尽管“文革”之前也有高考，但那时的教育，特别重视理想；即使在恢复高考制度之初，教育的主流还是无私的，尽管那时也有很多人把高考当作改变个人命运的战场。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继之而来的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教育又成了个人谋私的工具。而今，教育领域中的分数竞争已经发展到团体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之间赤??的利益之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育就其本质与理想而言，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今的教育却成了这“天下”中的一部分，甚至比任何别的地方都“熙熙攘攘”。这就难怪有人惊呼：现在的教育已经不是“育人”，而是“杀人”了！ 　　教育背景是这样，教师个人也多这样。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教好自己的子女，尽一切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在分数上“压倒”别人，考入名校，然后出国，或者当公务员。这样，就有了骄人的资本。这样的教师最有成就感，最受人崇拜。但如果自己的孩子读书成绩不那么好，在人前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其次是教好自己所教的学生，拼命压作业，争时间，“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夺得奖金，晋升职称，评上“优秀”，成为“名师”，提拔为干部。这样的教师在社会上更会大红大紫。而如果学生考试的分数不高，即使不下岗，也要受到全社会的歧视，连同行都瞧不起。 　　为了分数，为了“钱途”，有钱的家长大把大把花钱买“家教”。在这种攻势之下，有一些教师就一心“向钱看”，昧着良心搞“家教”。于是“家教”市场红红火火，“教育”几乎成了“钱育”，连义务教育也成了家长用钱买的教育、为了钱的教育。而在学校内部实行“绩效工资”向干部倾斜以后，干部职位又成了教师竞争的目标。如今的教育，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越来越暴露出“利益博弈”乱象。 　　第二，要让学生真正明确学习的目的。要让他们知道，现在所学的东西，将来在社会上是有用的。孔子告诉儿子：读《诗》是必要的，读《礼》是必要的，因为有用，所以必要。我们告诉学生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高考。高考是一座独木桥，要不被人挤下水去，就得拼命用功。至于所读的书具体有什么用，他们多数是不知道的。譬如英语，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学生英语考了六级八级，真正用到的人有多少呢？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