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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文教现象学识度分析 　　【摘 要】“文教”是孔门四教之首，“文”不仅指历史文献与承载圣王典章制度的历史文献，更主要是孔子运思、行事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深具现象学当场生发意蕴、具有极高明的智慧和感染力，只有深切地理解这种运思、行事方式，才能领略孔子思想的独特性，才能理解孔子本人。 　　【关键词】孔子；文；对象化；微 　　孔门四教：“文”、“行”、“忠”、“信”。，“文教”为四教之首，并且孔子非常重视文教，论语记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1] 　　那么何谓“文”？ 　　首先文有典章制度之意，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当然这里所讲的典章制度不是一般的典章制度，那是圣王如虞舜文王周公开创的典章制度。 　　其次，文有历史文献之意，如：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论语?卫灵公》） 　　从论语记载：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论语?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我们可以确信，孔门非常重视的文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引导弟子创作， “文教”主要就是引导弟子研究饱含圣王“行事”的历史文献，当然这里的历史文献可以是诗、书、礼、乐。这一点，《庄子》一书有材料可以作为佐证：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庄子?天运》）[2]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述而不作”、仅仅是引导学生研究古代饱含先王行事的历史文献这一行为本身如何解释？仅仅是“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的迂腐行为吗？ 　　孔子这种行事方式肯定不是要让弟子博学广记以腾口说，他一定是想让学生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并“缘起”、“即着”这种研究本身，得到一些质的东西，孔子之所以如此，有他自己的良苦用心，有他自己对天道人世的独特理解，有他自己对如何悟道的独特理解，有他自己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教学方式的独特理解。 　　窃以为孔子这种行事方式：就是体认到对任何终极性的东西也就是质的东西，如天道，性命，仁义，不可对象化地把握，质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只能在从生活世界生出的文上，包括礼乐刑政上才能得到彰显汇聚，并且表面就是深刻，文的好坏，如焕然与否，有没有素的底子，直接就决定了质的好坏，欲改变世界与个人，也必须从立基于生活世界并与生活世界缠绕的文上入手，不可走基础主义、化简规约之路，如西方的柏拉图主义之路和宋明理学之路，也就是因为此，孔子才不像当时一些学者及后世宋明理学家那样大讲性命天道，我们举例子进行分析，论语中有这样两条记载：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可见孔子非常推崇这首诗，我想孔子一定拿这首诗教育过学生，这首诗不管是不是如毛诗所说的歌“后妃”之德，肯定是一首恋歌，并且映射着当时的风俗人情及天地四时消息、汇聚着当时的礼乐政刑而得其正，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史记?外戚世家》）。这首诗讲的就是人道之大论，不过这里的人道之大伦（礼）是通过“文”（诗歌语言、音乐）兴发、彰显出来的，文得正、得中、感人、动人与否直接决定了治世之大法――礼的质量，而这首诗就恰恰得正得中而感人动人，所以孔子才这样称赞他，删定诗经时把它排在第一位。 　　所以说，表面就彰显了深刻，只有通过对表面“文”的研究、体悟才能得其真，而研究历史文献绝不是简单地记诵传播，更包括着对个中蕴含的先王典章制度进行考察掂量损益会通。 　　孔子晚年作《春秋》，就大玩语言游戏，通过“微其辞”的方式“托”王于鲁，彰显汇聚治世之大法，而不是直接把治世之大法陈述出来，并拿来教学生，我们来具体地分析这种“微其辞”： 　　按照何休等公羊家的说法：《春秋》那是“托”王于鲁的一王之法，有“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三科九旨之说、有天子一爵、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大复仇之说，有五始、六辅、二类、七等之义等说，然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微其辞”也就是在“笔则笔，削则削”的“文”上下工夫实现的，以张三世之说为例： 　　《春秋》“托”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