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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思考 　　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存在问题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对此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有深刻阐述，且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为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人们对此也已经形成共识。现在要探讨的是应当采取哪些具体对策来解决问题，而人们对此还说法不一。有鉴于此，本文做些简要思考。 　　一、调整权力结构 　　调整权力结构，就是体制改革问题，属于静态方面的，涉及事物发展的空间。体制决定机制，或者说结构问题是核心问题。如果党内权力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那这三种权力要维持大体平衡。否则，权力制约就无从谈起。因此，首先要在配置合理的权力结构上下工夫，通过适当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形成不同性质的权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以便最大限度保证权力的有序运行。 　　应当说，我们党的内部权力结构是有的。根据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全体党员是党内权力的来源，由其代表组成党的代表大会和其所产生的委员会是同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各级党的委员会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并向其负责和报告工作，在党代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级党的工作；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由同级全委会选举产生并向其负责和报告工作，在党委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央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地方和基层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这些规范体现了党内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确保了权力结构的完整性。 　　还应当说，尽管作为党内权力结构的三个部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各有所属，但与党的十七大所要求的那种“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是有距离的。换言之，体制层面的缺陷不是有没有结构的问题，而是结构失衡的问题。目前，由于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党委实行“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于是各级党委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同时由于实行党内纪检双重领导体制，使得党内监督机关也在其领导之下，集党内“议行监”三权于一体，结果在横向结构中防错纠偏功能软弱无力，在纵向结构中下级对上级监督无法开展。回顾党的历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反右扩大化、刮共产风、庐山会议反右倾，直到“文革”10年浩劫，都可从权力结构的失衡中找到根源。 　　调整党内权力结构配置，要围绕党内“三会”和“三权”的关系做文章，即要处理好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纪委会(常委会)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关系。这就是说，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会三者的关系，是配置党内权力结构的基本问题。调整党内权力结构的前提是合理分解权力。不然，就只能是侈谈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一般来说，分解党内权力涉及这样四个层面：一是党内横向分权，表现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内纵向分权，表现为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三是党内和党外分权，表现为党政、党群、党际之间的关系；四是个人和组织分权，表现为组织与书记、委员之间以及委员相互之间的关系。 　　至于如何围绕“三会”和“三权”做文章，其中要遵循两条原则：一要建立独立的权力主体，二要设定明晰的权力边界。据此给“三会”和“三权”加以定位：一是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行使管辖内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对同级党委、纪委的监督权；二是重新界定党委会的职能，使其行使同级党代会决议和重大事项决策的执行权；三是纪委会独立行使监督权，接受同级党代会和上级纪委会的领导。根据这个思路，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条件下，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会之间应形成这样的权力结构模式：党代会是同级党组织中唯一最高权力机关，由其选举产生政治地位平等的党委会和纪委会；党内决策权由党代会行使、执行权由党委会行使、监督权由纪委会行使；党代会的决策权是统一的，党委会和纪委会都必须坚决服从，也都必须接受党代会的监督；党委会的执行权和纪委会的监督权是平行的，二者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二、完善运行机制 　　权力运行阶段最易出现偏差。因此，必须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对权力行使主体的授权、权力运行过程、权力实施后果等环节全过程的防控。 　　对权力运行前的制约，要完善权力的授受机制。目前，在授权上看似为选举制，实则为任命制。如党章第十一条规定：“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又如《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党委常委会职责有：“调动或指派下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其数额在下一级党的委员会任期内一般不得超过常委会委员职数的二分之一。”言外之意，特殊情况下可以超过二分之一。当然，这样的规定是可以的，但容易使党内选举制异化为任命制。实际上，选举后任意调动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