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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语言使用社会语言学解读 　　《孔乙己》发表在1919年4月《新青年》第6卷第4号，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写就的第二篇白话小说。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多集中在小说的社会思想意义上，认为它表现了下层社会的不幸，如孙伏园就说“《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也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进行课文分析的重点。但作者自己却在《(孔乙己)文末附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真的是作者别无深意、读者偏有此心吗? 　　　对此，蓝棣之认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可以在好几个层面上进行的。作者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者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在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是一个层面；作者没有明确觉察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觉察的意向，看来是在很深的地方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考查、探索那些作家不明确但又确实左右他创作的心理过程，探寻他虚构人物的潜在动因，以及他的作品与读者的无意识联系。总之，是考查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趋向，把作家没有明确察觉的东西阐发出来。本文希望通过对孔乙己话语的重新回顾与分析，探寻潜藏在作品里的另一个“深意”，即作品人物语言所表现并记录下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演变。 　　《孔乙己》里对孔乙己的话语进行概括性总结的有这么一句话：“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然而，在生活中孔乙己说话真的叫人半懂不懂吗?让我们再来重新审读原文。文中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一共出现过四次，每次都与人作了简短的对话，这里摘录如下： 　　第一次是向喝酒的“短衣帮们”申辩窃书不能算偷： 　　　“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第二次是与温酒的小伙计之间的对话： 　　　“你读过书么?” 　　　“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 　　 　　“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对呀对呀!……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么?” 　 第三次是对贪吃的小孩子说的： 　　　“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第四次是与酒店掌柜的对话： 　　“温一碗酒。” 　　“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 　　“不要取笑!” 　　“跌断，跌，跌……” 　　从孔乙己这些简短的话语里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总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尽管孔乙己选择了说“污人清白”而不说“冤枉好人”，尽管他宁可承认文言的“窃”，而决不认可白话的“偷”，甚至情急之下不看话语对象，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论语?子罕》中的句子“多乎哉?不多也”，但是从整体上看，其话语主要还是当时在普通大众生活里占据了主流地位的现代白话。从孔乙己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语言使用的一个缩影，即语言使用上的“双言制”状况。 　　所谓双言制，是指在一些言语社区里存在着两种功能完全不同的语码，一种语码用于一套环境，而另一种语码则用于另一套环境。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对双言制的研究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的是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弗格森(Cha r]es A，Ferguson)，他指出：双言制是一种在比较长的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社会语言环境，在这一社会语言背景下，除了主要的语言变体(如标准语和一些地区方言)外，还存在一种十分不同的、高度语码化的变体，它是早期的或另一个语言社区的丰富历史文献的载体，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书面语和极其正式的场合，在一般的日常谈话中，这个言语共同体的人都不使用它，掌握这种语言变体一般都要通过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弗格森把这种语言变体称为高层语体：而与之相对的白话口语、地域方言等则被称为低层语体。两种语言变体在某一言语共同体内同时并存，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及特定的社会功能，它们的差别不仅表现在语言系统上，也表现在使用场合、社会声望、文学遗产、语言习得等方面。在语言特征上，以词汇为例，高层变体和低层变体之间只有一部分词语是共享的，很多时候一个事物在高层变体和低层变体中存在着不同的表达形式，正如孔乙己所辩解的：“窃”和“偷”怎么能是一样的呢?此外，语言的高层变体中还包含了更多的、低层变体中所没有(或极少)的历史典故或专业术语等，因为其书面记载中保存了大量的、为该言语社会的人所推崇的传统文献。而低层变体常常用在与家人好友的交谈、游戏、购物等非正式场合，用于书写时也多为家书、日记、随想等不太严肃的文章样式，会使用许多独特的口语词汇，还有在高层变体中罕用的村井俚语。一般情况下二者的社会功能、使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