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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对一元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摘要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关键词　“多元”治理模式；“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资源；“多元”治理手段；村庄治理理事会 　　中图分类号　19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09)03－0093－06 　　 　　目前，在对我国农村村级民主政治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着力寻找能与村民自治制度有效结合，并以此为依托进行运作的村庄治理模式，考察在村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村庄治理演变的内在规律及最终趋向。而在实践上，无论是“强行政型”模式还是“精英型”模式，均由于自身的诸多缺陷而步履艰难。与村庄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多元矛盾冲突相适应的一种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正悄然向我们走来。 　　 　　一、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村级治理指通过社区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对村域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为农村20来年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即村庄公共权力机构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依据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要求做出公共决策，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管理，组织村庄公益事业建设。这一过程所要达成的目标是通过扩大基层民主，健全组织和制度；整合村庄内外的闲置资源，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与村庄适度发展。而这一出路发展到目前的结果是形成了“两大”村庄治理模式：即“强行政型”模式和“精英型”模式。这“两大”村庄治理模式的共同特点就是“一元化”：前者表现为“一元化”的行政权力、行政组织、行政资源和行政手段；后者表现为“一元化”的精英权力、精英权威、精英资源和精英手段。事实上，村庄治理模式所以由最初的“强行政型”模式发展为“精英型”模式，是国家权力完全退出村庄治理的必然结果，尽管在实践中这种“精英”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精英”类型。 　　而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则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它是村庄治理过程中多元利益、多元利益主体、多元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认为，“多元”治理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多元”治理权力、“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资源和“多元”治理手段是“多元”治理模式的四大构成要素，其中，“多元”治理权力是基础，是一切村庄治理行为的前提；而“多元”治理主体是核心，任何村庄治理行为均必须由治理主体发动；“多元”治理资源是桥梁，任何治理主体都离不开治理资源，离开了治理资源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元”治理手段是途径，任何治理主体在运用治理权力、运用治理资源实施治理行为时，均必须采用科学、高效、合理、合法和程序化的治理手段，才能在治理过程中事半功倍。 　　 　　二、构建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的主要障碍 　　 　　尽管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在村治实践过程中已初见端倪，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福建省南平市的“村官下派制”等等，但如果真正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三大障碍： 　　一是立法障碍。首先，立法障碍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对村治过程中治理主体的有关限制，这种限制既针对个人，如“有关本村村民方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规定”；同时又针对组织。事实上研究者对我国农村目前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十分清楚，那就是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在村治过程中除了正式的村党支部这一合法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进入村治都会印上“非法”的痕迹。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一部指导其正常发展的法律法规。其次，立法障碍表现为如何突破关于村党支部在村庄治理中领导地位的规定。村“两委”关系问题其实是村级治理中一直困惑治理者的一个难题。实践中的解决办法完全是“个性化”处理方式，即完全取决于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力量“博弈”，谁的力量更大谁就是村庄的“老大”。而事实上无论是村主任处于领导地位还是村支书处于领导地位，均是“一元化”村庄治理方式。要在村庄治理中实施“多元”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作用，就必须通过立法限制某个单一治理主体垄断村级治理权，这其中肯定也包括村党支部。最后，立法障碍还表现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