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与异化与红楼梦英译研究.docVIP

归化与异化与红楼梦英译研究 　　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近十年来国内译界的热门话题。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这对术语最初来源于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斯莱尔马赫说：“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凡努蒂（Venuti）从他那里得到启发，1995年出版的专著《译者的隐身》里用归化和异化来命名这两种翻译方法。他认为归化翻译是采用“透明的，流畅的风格为译文读者的陌生感降到最小的翻译策略”（Shutleworth，Cowie），而异化的翻译是“通过保留原文的某些成分有意打破目的文化的规范”。 　　在西方翻译论坛，主张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是Nida，他的翻译理论是“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他主张译者应“以最接近自然的表达，使读者在其目的语文化中找到最贴切的理解”（1964）。而Venuti则被看作是异化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西方的归化翻译理论是建立在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为了抵御本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自恋对异域文化的削弱作用（resistance），就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此外以色列学者Even-Zohar创建的多元系统论，从社会学角度对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关系作了阐述。他认为归化和异化与其说是译者自觉地选择，还不如说是特定文化所处的特定状态和地位决定的。当翻译文学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居主要地位时，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翻译，居次要地位时多采用归化翻译。 　　国内的归化和异化之争源于1987年刘凯英在《现代外语》第2期上发表的名为《归化――翻译的歧途》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尖锐地批判了归化译法的弊端，指出归化译法是“翻译的歧途”，大力倡导异化译法的主导地位，并用实力分析了归化在我国的几种表现。（一）滥用四字格成语；（二）滥用古雅词语；（三）滥用抽象法；（四）滥用“替代法”；（五）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而真正将其推向高潮的是2002年《中国翻译》上连续发表的四篇文章。目前国内主张异化的代表人物是孙致礼，他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走向异化》一文中，分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这一百年的文学翻译，提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从归化走向异化”的论断。而蔡平（2002）等人不同意孙致礼的论断，提出：“文学翻译应该以归化为主。”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沟通，让译语读者理解懂得原文的意思……因此，翻译的本质和目的决定了翻译是一个语言的归化过程，文学翻译也不例外。”郭建中（1998）对归化和异化持辩证的看法，认为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应从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来考虑；王东风（2002）对归化和异化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综述了其历史缘起与理论现状；而葛校琴（2002）则认为:应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来看待归化和异化，不能不作分析而一味跟风；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德国的功能理论角度诠释了异化和归化的关系，认为“归化，异化，达到目的就是造化”。受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近年来我国译界对异化/归化的主流观点是贬抑归化，褒扬异化。 　　事实上，这对术语是西方在后殖民研究的大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归化”有明显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剥夺的含义。“异化”则含有抵抗这种侵吞、剥夺的意思。而且涉及的翻译主要是从弱势文化语言向强势文化语言的转换（林克难，2003）。 　　“杂合”（hybridization）是后殖民学者引用自农业和生物学的术语，指具有发生交流的两方的特点，但与两方又都不相同的混合体。语言和文化的杂合是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双方语言文化特点的混合体。著名后殖民学者巴巴将杂合的概念引人后殖民研究，他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的“他性”与本土文化的“同性”之间进行交流时，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Bhabha，1994）的话，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他说：“理解的契约从来就不是在陈述中被指定的你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际行为。意义的产生需要动员二者通过一个‘第三空间’。只有在这个空间里，话语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到应有的阐释。”（王东风转引，2003）这个“第三空间”的语言和文化产品就是经过杂合化的产物。殖民语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促进了“杂合”的形成，殖民地文化在语言?文学和文化多个层面都表现出“杂合”的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流动与传播也会导致“杂合”的形成（孙会军、郑庆珠，2003）。 　　从杂合角度考察翻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