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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与异化与谐发展 　　摘要： 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翻译方法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中国历史上翻译方法的动态发展，及文化融合潮流来分析， 认为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内容和读者群体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实现翻译促进文化交流这一根本目的。归化与异化的方法应该是相互存在，相互补充，和谐发展的。 　　关键词： 异化 归化 和谐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翻译则成为引进异域文化、传播本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文化载体，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历史习惯、思维模式。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何种方式来通过语言传播文化便成为了当前翻译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主要反映在归化与异化之争。 　　 　　一、归化与异化 　　 　　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指出：“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L.Venuti）劳伦斯?韦努蒂将这两种方法命名为归化和异化。 　　（一）归化 　　归化（domesticating method）是指不打扰读者，尽可能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在翻译方法上，归化具有恪守本族语言的特点。译文以译语、译语文化或者译语读者为归宿，用译语中的富含文化色彩和精神实质的表达方式来代替源语中因地域、历史、风俗、文化的差异而特有的语言表达形式。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纽马克认为归化是“最自然的翻译形式，是将源语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进而重写文本”（Newmark，1988：P46）。 　　（二）异化 　　异化（foreignizing method）则是指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近作者，译文以源语、源语文化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具有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吸纳源语表达方式的语言特点，异化翻译策略是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异化是主张最大限度地在目的语中保留源语表达式的翻译方法，是一种接近于直译的方法。 　　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比起注重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的“异化派”来，注重适应汉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归化派”一直占据明显的优势。比如严复、朱生豪、张谷若等，他们的作品至今广为流传，而“异化派”的代表翻译家中，尽管有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和新月派代表徐志摩，但他们的译作因为过于拘泥于原文，所以影响远不如前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异化的作用与意义，笔者认为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两种方法，两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任何一次翻译实践中都不可能完全单一的使用其中一种方法。本文根据翻译要促进文化交流这一本质特征，就我国近一百年以来的翻译策略发展状况对归化与异化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剖析，最后指出归化与异化有必要统一，而且可以和谐发展。 　　 　　二、归化与异化的发展 　　 　　当今翻译界对直译与意译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直译不是死译，意译不是胡译，两者都是翻译的手段，只有把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翻译的发展。但归化与异化却没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翻译文本及翻译目的、不同的源语及目的语，在翻译过程中就应用相应的不同的翻译方法，采用归化译法或异化译法，或两者兼而有之。笔者认为无论是主张归化还是坚持异化，翻译的本质仍然是促进文化交流，因此这两种翻译方法都应该为增进文化交流服务。 　　我国的文学翻译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中，大约先后经历了四次繁荣的高潮时期，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头10年，第二次是在“五四”后10年，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在20世纪头10年，由于当时的社会变革的需要，小说被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1889年，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三条翻译标准，后来对这三字标准有过几次大的争议，但当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书时并未推行白话文，而且他当时翻译的读者对象是士大夫阶级乃至最高统治者，这对译者的束缚很大。因此，严复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实原文，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与文化趋势，翻译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节，采取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方法。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严复采取了一种归化的翻译方法，符合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要求，是值得肯定的。 　　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文言文被废除，代之以白话文的兴起，文学翻译进入了第二次高潮时期。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发展，在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化巨匠的带领下，许多翻译家和作家从外国